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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一、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

　　众所周知,在冷战时代,日本政界长期存在着拥护资本主义的亲美保守派与拥护社会主义的亲苏革新派之间的鲜明对立。在政党政治中,则形成了自民党与社会党“保革对立”的局面,即所谓“1955年体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色和苏联解体的影响,社会党的状况急转直下,自民党也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出现内部矛盾日趋加深的问题。在1993年,自民党发生了建党以来最大的分裂,继而下野,成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一个范例;另一方面,主要因为国际形势变化造成的外因而走上衰退之途的社会党,却利用自民党分裂的“机遇”反败为胜,一时结束“万年野党”身份,于1994年与自民党、先驱新党(这是首先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新的政党)组成联合政权。在此过程中,社会党改变了长期坚持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的立场,在政策上来了个大转身,却在其后的选举中接连遭遇败绩。1996年日本社会党改组成社会民主党,沦为如今仅有7个议席的小党。随着社会党衰落,自民党卷土重来重新执政,在日本政界形成了自民党“一党独大”局面,日本舆论称之为日本政治“总体右倾化”、“总体保守化”、“总体自民党化”。

　　以1993年的政界重组为发端,出现了“建立新党潮”,致使日本政局陷入了小党林立的混沌局面。1994年一部分在野党势力聚集起来,成立了新进党,提出要实现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两大政党制”目标。其后,在1996年9月脱离先驱新党的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等,与社民党的一部分议员结成民主党(旧),提出了“与依赖官僚的利权政治诀别”的口号。1997年菅直人和鸠山由纪夫分别任民主党(旧)的党代表和干事长。当年12月,曾经以实现“两大政党制”为抱负的新进党突然宣告解散。1998年4月,从新进党分离出来的民政党、新党友爱、民主改革联合等也纷纷解散,然后与民主党(旧)结成现在的民主党,并将党定位为“生活者、纳税者、消费者的代表”。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小泉内阁(2001－－2006)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与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方面破坏了与邻国的关系,一方面加剧了日本国内的贫富分化,虽然相比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的收入差距不算大,但由于战后以来日本经过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了所谓“一亿总中流”(大多数国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据不同调查,“中产阶级”认同率高达70%或90% )时代,因此国民对于收入差距扩大在心理上比较敏感,或者说“心中有一杆秤”,用过去的秤来衡量,对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日本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小泉改革”而加剧的现象,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而麻生内阁又遇上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日本经济急剧下滑,更是给这种不满“火上浇油”。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自民党自然成为国民发泄这种不满的对象,正如前首相麻生所言,自民党惨败的原因在于自民党“多年积怨”,以致“无法改变选民意向”。这个意向就是对自民党失去信心,不得不“换一个政党试试”。

　　有美国学者认为,就像丰田公司与日产公司都是汽车公司一样,民主党与自民党都是保守政党,两者都是作为日本的统治力量的大资本、大跨国公司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在这方面两者并没有根本性区别。不过,正如丰田公司与日产公司虽然都是汽车公司,两者的经营理念和方针仍有很大差别;民主党与自民党虽然都是保守政党,两者的执政理念和方针也确实有所不同。也有国外学者称自民党是“中间偏右”,民主党是“中间偏左”,这个问题留待后面讨论。反正,如果民主党与自民党完全相同,没有区别,那么,日本国民想“换一个政党”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那么,自民党与民主党有哪些不同呢?总的来说, (1)自民党内右的势力较强且占主导地位,民主党则是从左到右都有势力,目前是中间偏左的势力占主流; (2)自民党的鹰派势力较强且占主导地位,民主党则是既有鸽派也有鹰派,目前是鸽派势力占主流; (3)自民党的民族主义色彩较浓,民主党内则既有民族主义势力也有自由主义乃至理想主义的政治势力,目前是自由主义乃至理想主义势力占主流; (4)自民党的亲美势力较强,民主党则是既有亲美势力又有主张“日美中等边三角形”和“重视亚洲”的势力,目前是在坚持日美同盟方针的同时,“重视亚洲”的势力占主流;(5)自民党更信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而以工会(当然工会内部也有“左派”和“右派”)作为强大后盾之一的民主党则一方面代表作为统治阶级的大资本、大跨国公司的利益,另一方面比“远离国民视线,不能抚慰国民的不安心理”(菅直人语)的自民党更加注重“抚慰”被统治的广大劳动者和国民; (6)自民党、特别是党内的“族议员”与官僚政治的勾结较深,形成“政、官、财”铁三角,而民主党因为没有执政经历,不存在与官僚政治勾结的条件,并在选举公约中提出要打破“官僚主导政治”,树立由国民选出的政治家来主导政治的体制。不过,民主党在执政后恐怕仍然离不开政府官僚这支庞大的专业队伍。

　　总之,民主党与自民党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人们需要辩证地对待两者的“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既不应夸大这两个保守党之间的区别,又不应低估两者之间的区别。当前国内学界的主要倾向是低估两者之间的区别。

　　民主党今后能否施展抱负,将日本引向正确的方向,关键在于两点:其一是民主党领导层将依靠何种力量来克服以及怎样来克服其所面临的堆积如山的棘手课题;其二是民主党领导层能否超越被视为“各种政见的混合体”的民主党内部,以及民主党与其执政友党－－社民党、国民新党之间的意见分歧,齐心协力掌好权用好权。

二、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

　　这次大选的结果反映了日本国内政治潮流正在出现的变化。这种变化从2006年小泉政权下台之时就初露端倪,从那时开始,“中道主义”(日语的“中道”类似中文里的“中间”)的政治力量日益抬头。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与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呼应关系。鸠山曾在大选中频频使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中用过的“改变”(change)一词寻求国民支持,并在竞选演说中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像美国那么干一场?”

　　如果说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将奥巴马推上了总统宝座,那么,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则将鸠山由纪夫推上了日本第93代首相(是继安倍晋三之后第二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宝座。可以期待,鸠山新政权的上台,或许可能成为进一步扭转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治长期右倾化的一次重要契机。

　　需要指出,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也在自民党方面有所体现。2009年9月末自民党进行总裁选举,被视为“鸽派”政治家的前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当选。6天以后日本右翼政治家中山昭一突然死亡。对此,有评论家认为,中川之死或许成为自民党由保守派主导的时代结束的象征,“冷战终结以后,自民党的主导权基本上由安倍晋三、中川昭一这样的鹰派所掌握,现在,政治势力图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如同过去的自民党那样,将关注平等和‘收入倍增’置于优先位置的势力开始复活”。

　　在经济严峻形势看不到头的情况下,当前日本民众的最大关切集中在人口的少子老龄化将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国民负担并削弱社会福祉等问题上。诸如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企业内从业员分化(分化为正规与非正规社员)、失业率升高等实际生活问题和新型社会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也成为这次选举的焦点。

　　总之,日本国民最关心的是如何缓和日本走向经济衰退的趋势,而对于自民党在小泉、安倍首相时代所提出的诸如“爱国心”教育、修宪、国防等国家主义政策很少关心。为此,有自民党政治家认为,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化,自民党如果继续向右转,其选举地盘会进一步缩小。

　　顺应日本政治潮流的变化,民主党新政权所提出的基本政策取向,包括强调向国民利益倾斜,而不是向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政策公约,包括在外国人参政、教育政策、历史认识等方面所提出的理性主张,包括鸠山对麻生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毫不掩饰其厌恶之情,都反映出一种明显区别于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全面而深刻的政治理念,体现出民主党新政权与近年来在欧洲、美洲等地得势的“中间偏左”政权存在着很多共性。当然,民主党不是什么“左派政党”,鸠山由纪夫曾经明确表示:“‘左派’不是民主党的共识”。

　　可以预见,如果民主党政权能够利用至少4年(或者8年)的掌权时间,利用不受到“扭曲国会”困扰的有利条件,果敢地推进符合日本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话,就可望将日本的历史车轮向前推进一大步。

　　作为一个“中道主义”的政权,民主党新政权在外交政策上也不至于走极端,不至于诉诸鹰派民族主义。可以预见,其对外政策“将是谨慎地平衡各方面因素的行动”,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努力扩大行动自由”(TobiasHarris,“Japan, the MiddlePower”,Newsweek, October12, 2009),既不会像小泉那样“亲美疏华”,也不会改变日美同盟关系,但会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采取“更为独立的”外交立场。最近,民主党政权不顾美国和国内右派的反对,决定日本明年1月起不再为美国驻阿富汗军队提供海上燃油补给等后勤支持,显示出民主党的对美政策确与自民党有所不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鸠山首相虽然提出了将温室气体削减25%等政策主张,但这些政策主张还没有在民主党内仔细讨论过,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本人的信念提出来的。虽然这些主张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不少好评,但是,已经引起日本国内经济界的担忧和工会组织的反对。

　　在亚洲政策方面,民主党领导人将“东亚共同体”作为与日美同盟并立的对外政策的一翼,体现了着眼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超前意识”。然而,日本主流社会的思潮似乎跟不上日本领导人的“先知先觉”。日本的某些媒体总是喜欢在中日韩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挑刺儿、找毛病、吹冷风,在日本对亚洲外交问题上出现了一种“政热媒冷”现象。在近期日本的某些媒体上,诸如“存在着各种矛盾的东亚各国之间搞共同体简直是一种‘幻想’”啦,“中国要夺取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啦,“中国利用东亚共同体战略排挤美国、谋求霸权甚至谋求恢复‘华夷秩序’”啦,“鸠山内阁无视‘中国威胁’轻视国防是非常危险的”等议论比比皆是,主张日中韩联合编写教科书的冈田克也外务大臣甚至被有的右翼媒体骂做“卖国贼”。

　　这说明,日本的一些媒体未能跟上民主党领导人提出的积极的亚洲政策。为此,中韩两国应该通过积极呼应民主党领导人释放的善意和诚意,为促使日本舆论媒体从自民党政权下长期形成的保守化、右倾化思潮中摆脱出来(这种思潮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提供积极的外因。现在,国内有的学者注意到鸠山以“10+ 6”即在“东盟(10)+中日韩(3)”之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东亚共同体的范围,据此认为鸠山也在搞“价值观外交”,或者企图通过把价值观与日本相同的三国拉进来,借以争夺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康德瑰:《“东亚共同体”建设鸠山版构想有局限》,《解放日报》, 2009年10月14日),这恐怕未见得是曾经对麻生“价值观外交”明确表示“厌恶”的鸠山首相的本意。其实,实现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达此目标的“过程”比“目标”本身更重要,这个过程大致可能是: (1)首先大力加强中日韩三国合作; (2)中日韩共同推动“10+3”合作的不断深化; (3)在促使“10+3”达到一体化水平的长期过程中,也许印度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可能与东亚经济融合的水平,再加上与东亚经济具有很大互补性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一步接近亚洲,这样,如同在欧洲从当年的欧共体6国逐渐扩大到欧盟15国、又扩大到27国那样,将东亚共同体从“10+3”扩大到“10+6”,又有什么不妥呢?

三、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一方面认为民主党同自民党一样都是保守政党,另一方面则强调民主党是各种政见、各种派别杂陈一起的“混合体”、“杂牌军”。既然如此,民主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从目前民主党的领导班子看,小泽一郎、山冈贤次(国会对策委员长)等人虽然有自民党的思想烙印,但不属于自民党内的右翼;与之相比,鸠山由纪夫、冈田克也则带有理想主义的政治色彩;菅直人是“中间偏左”(日语为“中道左派”)的实力人物;横道孝弘(众议院议员会长、日本教职员工会前委员长)、輿石東(参议院议员会长、出身日本教职员工会的议员)是经常受到右翼攻击的左派;在民主党内颇有影响力的前原诚司(现任国土交通大臣)对所谓“中国军力扩张”抱有强烈警惕并主张加强自卫,其政治立场则与自民党右派十分接近,曾被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夸奖”说,“你不如到自民党来跟我们一起干”。

　　人们在评价世界各国政党的时候,经常使用极左、左翼、中间偏左(中道左派)、中间(中道)、中间偏右(中道右派)、右翼、极右等标签。其实,究竟什么是划分左中右的标准,往往不是十分准确清楚,而且这种划分标准可能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而异,不过一般来说,“中道主义”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这个问题上与保守派、与“中道右派”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相对于“中道右派”,“中道左派”则比较重视财富的再分配、国民福祉和社会保障。在美国,“中道左派”的民主党多被称为“自由主义”;在欧洲,“中道左派”多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日本,早在冷战时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国内的政治力量除去亲美保守派与亲苏革新派之外,日本的“变”与“不变”。

　　就已经出现了既不保守也不革新、不偏不倚、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中道主义派”。从国际比较来看,如今再要议论日本的“右”和“左”、“保守”和“革新”的区分,也会与传统政治上的“右”和“左”、“保守”和“革新”的区分有所不同,划分所谓“偏右”或“偏左”的主要标准就在于如何对待广大国民的利益。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共同前提之下,向日本的大资本、大跨国公司的利益倾斜者就是“偏右”;反之,向广大国民利益倾斜(或者说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更加注意“慰抚”国民)者就是“偏左”。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党政治右倾化正在退潮,风光不再。与此同时,以拥护资本主义为“保守”、以拥护社会主义为“革新”,将自民党和民主党统统归为“保守政党”的观点也变得不再符合当今现实。可以说,当今“保守”与“革新”的分水岭主要表现为对待“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赞成者为“保守”,反对者为“革新”。

　　与左派在自民党内部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相比,民主党内部从右到左,各色人等共居一个屋檐之下,“有人接近社民党立场,有人与自民党极右翼同气相求”,这确是事实。有人估计,与左派在自民党内部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相比,民主党内部左派和右派大约各占20% ,其余60%属于“中间派”或“跟风派”。今后民主党“向右转”还是“向左转”,取决于何种势力占主流,占主导地位,也取决于各种政见和势力进行较量之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这意味着民主党要“改变”日本,首先需要整合和“改变”自己。#p#分页标题#e#

　　事实上,民主党为迎接这次大选,为了选举的需要,就已经在“改变”自身。长期以来,民主党对小泉政权推行“结构改革”的各项法案的一部分曾经是赞成的,与之对照,自民党对有关的法案全都赞成,而共产党则全都反对。然而,随着“小泉改革”的弊端日益显现,民主党感到与其在“结构改革”问题上与自民党开展“竞赛”,不如附和广大国民强烈反对自民党改革的呼声。为了促使两大政党制在日本植根,民主党不得不改变对自民党那些遭到国民反对的恶劣法案持赞成态度的立场,并编制了向广大国民利益倾斜的“选举公约”,从而在国内政策方面越来越向欧美国家那些“中间偏左”政党靠拢,一批中间偏左的政治家也在选举中脱颖而出。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基础在于工会等势力,而工会本身也有左右之分。随着今后民主党政权各项政策的落实,民间工会与官员工会之间的倾轧将可能表面化。以工会作为后盾的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可能更加注意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因此,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有可能升温。

　　既然民主党自身的变化仍取决于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那么,对中国来说,今后则需要注意防范民主党出现不利于我的变化。由于在民主党一些少壮派政治家中间,右翼或鹰派的人物并非个别,而且他们持强硬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军力不断增强缺乏理解和过度警惕,因此,通过交流与对话,使他们对中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深理解,增信释疑,是大有必要的。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