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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18年，周作人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开中日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傅彦长发表《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1919）、夏丏尊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1926）等文章，对中日文学之间的相关性和连带性有所论述。但一直到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严格意义上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很少，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的繁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强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展开，成为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

一、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

    从80年代初开始，北京大学的严绍璗教授就较早地开始了中日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了《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1985年，发表《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等。到了1987年，严绍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问世。这是作者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集大成，也是他的代表作。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虽谦称“史稿”，但却有十分明确的学术思想、强烈的学术个性贯穿全书，而不单是史料的爬梳和整理。从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试图描绘出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全部图景，而只是选取若干重要的领域和课题，进行以点代面式的个案研究。全书共有八章，依次研究中日神话的关联、日本古代短歌中的汉文学形态、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日本知识与日本文学的西渐、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国韵文史的地位与意义、中世时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近世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地位、明清俗语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共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日文学关系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严绍璗提出了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和民族特征的看法。认为日本古代文学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此前，严绍璗在有关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日本文化的本质是“变异体文化”的观点。“变异体文学”显然是“变异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严绍璗在文学研究中对“变异体文化”的进一步阐述和论证。在日本文化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日本文化善于吸收消化和改造外来文化这一事实。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学为“杂种文化”，其特点是日本文化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达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严绍璗的“变异体”的提法，是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中将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一特征更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和深刻化了。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说来，就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汇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

    这种理论概括，来源于作者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成为作者研究分析具体问题的理论总纲。如作者在第一章中论述日本的“记纪神话”时指出：“记纪神话”中的“高天原”（天上界）、“苇原中国”（地上界）和“黄泉国”这三层宇宙模式，以及内含的诸种观念，是在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中国汉族的古典哲学，和经由中国、朝鲜传入的印度佛教等多种观念的混合影响下形成的。又如，日本和歌的基本形式特征是“五七调”，这是和歌的民族形式的根本特征。严绍璗在本书第二章《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通过大量的具体作品的分析，认为原始形态的和歌（“记纪”神话中的歌谣）是不具备“五七音音律数”的，而是从三个音到九个音，参差不齐，诗行也是奇数与偶数并存。而汉诗在日本的流传，日本人大量的写作汉诗，对和歌韵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并推断“和歌形态发展中的韵律化和短歌的定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模拟了中国歌骚体及乐府体歌诗中内含的节奏韵律。在第四章《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作者认为，在日本古代神话到“物语”小说的形成期的这一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个以古汉文小说的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以《浦岛子传》为代表，在小说的题材、构思与创作手法诸方面，都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从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中吸取了诸多的营养；这种早于“物语”小说而产生的以中国文学为模拟对象的汉文的翻案作品，为此后的“物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作者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物语”文学的鼻祖《竹取物语》所受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并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竹取物语》全面接受了中国汉民族自秦汉以来关于“仙人”的观念，将原来的“月神”改为“月宫”，作为仙人们的生活之所，这一观念成为全篇小说构思的基础；第二，《竹取物语》接受了中国汉代方士们所编造的“嫦娥”的形象，并把她改造为美貌无瑕的日本式女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第三，《竹取物语》采用了中国嫦娥神话中的“不死之药”的情节，并把它与作为日本国象征的富士山连接起来，构成故事的结尾。严绍璗在这些研究中充分吸收和消化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在使用丰富的文献材料支持学术结论方面，在立论点的明确性和深入性方面，就超出了此前的研究。

    严绍璗在古代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在后来提出的“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可视为他的研究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实证”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非常普遍、历史也很久远。但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人文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如何运用“实证”方法，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严绍璗认为，“原典性实证研究”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系统，它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第二，原典材料的确实性 第三，实证的二重性；第四，双边（或多边）文化氛围的实证性。这里强调的是以原始典籍为证的追根究底、正本溯源的研究。而这一点，恐怕是来自作者文学研究中的深切体验。严绍璗是我国比较文学界并不多见的具有深厚文献学功底的学者。1980年他出版了《日本的中国学家》，在此基础上1992年他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近年又推出《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日藏汉籍善本目录》等文献学、或以文献学见长的成果。文献学的功力体现在他的中日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为材料的尽量的丰富和完备，一切都从文献资料和作品文本的分析出发，决不发大而无当的空论和宏论。同时，读者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也没有被淹没在材料中的那种沉闷感，因为作者以自己明确的学术思想将材料有机统一起来了。这种学术思想，还不仅是方法论层面上的，而且时常体现为高远的文化哲学的视点。他在《文化的传递和不正确理解的形态》（《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一文中，引用并强调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提出的“历史是事实的描述，亦是事实的本身”的论断，和马克思提出的，在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的论断，指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者“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工作，那就是在‘不正确的理解’中，通过文化传递的轨迹，从各种‘变异形态’的文化中，来复原‘事实的文化’”。

    1990年，严绍璗与王晓平合著了《中国文学在日本》一书作为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之一出版。著者在“前言”中称：“《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写作，其目的是力图描述中国文学在日本流传的轨迹和方式，阐明日本接受在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本民族文学在内在层次上所产生的诸种变异；探讨日本人的中国文学观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对日本学者翻译、评论和研究中国文学过程中形成的学术流派、研究特点、成就、发展趋向做概括的评介。”可以说，本书达到了著者的这些目的。关于“中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日本人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融汇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在许多地方体现出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将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从古到今的流传与影响的轨迹大体勾勒出来，是很有益的。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本书以三十来万字的篇幅，只能是以点代面式的，还有许多问题未能涉及，或未能展开。1996年，严绍璗和日本学者中西进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学交流史大系·文学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该书的序论和第一章、第三章由严绍璗执笔，涉及到中日神话和物语同中国小说的交流，基本上是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的基础上改写的，但在内容材料上有所丰富、补充和深化。这部《中日文学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实质上是一部结构较松散的论文集，书中不少章节的选题显得有些随意，缺乏系统性，因而未能反映出中日文学交流的完整的或基本的面貌。虽号称“大系”中之一卷，实际上既不算“大”（只有三十万字），也不成“系”。但这恐怕是“大系”的体例问题，非严先生之责。总体看来，严绍璗在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中的贡献是显著的、富有开创性的。尤其是他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堪称他本人的代表作，也是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精品之作，其中所体现出的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和扎实严谨的学风，尤为可贵和值得称道。

    王晓平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中日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万叶集〉对〈诗经〉的借鉴》（《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1984年又发表《论〈今昔物语集〉中的中国物语》（《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等有影响的文章。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这部书和上述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都属于《比较文学丛书》，也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的姊妹篇。《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凡三十万字，篇幅虽不算太大，但内容极为丰富，学术信息量很大，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知识领域中的空白。可以说，二十年来我国读者关于中日近代文学关系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本书。关于中日近代文学的研究，日本学者开始得早，成果也很多。王晓平的著作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有关的成果进行甄别、提炼和提升，并在学术水平上有了明显的超越。

    《中日近代文学关系史稿》所涉及的“近代”大体上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年的半个多世纪，在日本是指从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后期到整个明治年间，在中国则是指从鸦片战争前夕到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是中日文学交流较为活跃频繁而又颇为错综复杂的时期。这是日本文人作家的汉文学教养空前普及和提高、中国文学的影响空前多样化、曲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学转向西洋世界，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式微的时期。另一方面，长期充当日本文学之“先生”角色的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里却逐渐转变了角色，开始以“学生”的姿态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准确地展现了近代中日文学关系的这一历史趋势和历史面貌。全书共有二十章，每章均以一个专题的方式，集中论述中日近代文学关系中的某一重要课题。它以传播与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体现出扎实严谨的文献学功底，对中日文学双向交流的线索、途径和方式，做了清晰的描绘。由于作者能够得心应手地驾驭和运用材料，在影响的描述和考辩中，时有画龙点睛的理论分析，表现出作者的识见。因此，这不是死板的、堆砌材料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而是将文献资料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为比较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当然，这部著作也有不足的地方。由于涉及的问题点较多，有些问题在有限的篇幅内难以充分地展开和深化；另外，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没有在书后列出“参考文献”。日本学术界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著作有很多，在本书中有哪些内容是借鉴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哪些是作者自己的超越和独创，光有脚注还不够，还应该通过“参考文献”加以清理和说明。

    1990年，王晓平的《佛典·志怪·物语》出版。这部书以印度的佛典、中国的志怪、日本的物语为切入点，将亚洲三国的古典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研究领域。历史上，中国的志怪小说受到印度佛经的影响，而汉译佛经、中国志怪又对日本物语文学产生了影响，可以说，佛典、志怪、物语是印度、中国和日本文学交流的三个基本点，并且三点连成一线。王晓平在这三点一线上展开研究，表现出相当大的选题智慧。全书分为“导论篇”、“浸润篇”、“溯游篇”、“渊海篇”共四个部分。在“引言”中，王晓平写道：

    佛典、志怪、物语三者的比较研究，既要找出和证明其间影响的存在，更要深入到中古时代艺术理解和评价诸问题中去。志怪和物语在接受佛教故事的构思时，绝不是原封不动地挪用移植其中的全部因素，即便是抄袭式的“照搬”或直译式地转述，思想内容也有某种扩展或重新限定。接受者的联想指向也在发生位移。中国人并没有全盘接受印度人无拘无束、漫无边际的幻想方式，日本人也是尽量脱去中国小说中文人想象的庄重拘谨气氛，来发展自己的想象体系的。通过对一系列问题（接受者保存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原始材料为何与如何被吸收和同化，接受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的探讨，将会增加我们的文学史知识，增进我们对早期小说创作过程的了解和对作品的艺术理解；对那些并没有谁影响过谁这种关系的异国作品进行主题的分类与剖析，将其放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氛围中作整体观察，则更会有助于对三国文学的倾向性、文学传统的探讨。

    《佛典·志怪·物语》就是这样，灵活运用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对印度、中国、日本三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的研究。在“浸润篇”中，作者通过对《日本灵异记》、《今昔物语集》、《江谈抄》等几部重要作品的分析，考察了中国志怪小说在当时日本的传播情况；“溯游篇”则以平行研究的主题学的方法，对几个共同的主题、母题和题材--如弃老、蛇婚、乱宫的母题、复仇主题、龟报故事--出发，进行了比较研究；“渊海篇”则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梳理了中国经史叙事文学对日本物语文学的浸润与影响，乃至对日本近代作家创作的启发。总之，《佛典·志怪·物语》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迄今为止的仅有的一部将亚洲三国文学文学打通、进行多角度比较研究的著作。无论在选题方法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将对后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99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晓平教授和日本的中西进教授合著的《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对谈录》以日本的《万叶集》和中国的《诗经》为谈论的中心，围绕“自然意象”问题，从月亮、星辰、花草、树木、鸟儿等自然意象为切入点，进行了多方面微观的分析和比较。作为《万叶集》研究权威的中西进，和作为《诗经》研究专家的王晓平，凭借对作品的熟知和比较文学的广阔视野，在“对谈”中知微见著，相互阐发、取得了珠联璧合的效果。“对谈”这种方式在中国的学术界还不太流行，但在日本和西方，则是常见的一种著作形式。而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同国家学者的“对谈”本身，就富有强烈的跨文化对话的意味，因而也最能体现“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宗旨。#p#分页标题#e#

    在中日传统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南开大学教授李树果的《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一书是独占螯头的大作，凡三十二万字。李树果多年从事日本和歌、俳句、戏曲、小说的研究，在日本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期刊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他还倾数年之功，将日本读本小说的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简称《八犬传》）翻译成中文出版，因而对日本读本小说有着切身的体会。《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是李树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所谓“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与各种其它的以图画为主的读物相区别的通俗小说。读本中的很多作品，在故事情节、框架结果、人物设置等方面，模仿和改编中国小说，对这种模仿与改编，日本人称为“翻案”，李树果称为“翻改”。对此，日本学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成果，研究读本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关系，特别是指出读本小说的“出典”，即它是哪部中国小说的“翻案”。李树果的这部书，吸收和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将那些成果加以概括和简化，以中国学者所擅长的精练，将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清晰明了地揭示出来。他指出：尽管日本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千头万绪，

    但归根溯源，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部书。一是《剪灯新话》（包括《余话》）的影响，从而使日本产生了翻改小说，为读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方法。二是‘三言’，通过翻改‘三言’便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三是《水浒传》，通过翻改《水浒传》便产生了日本后期读本。

    李树果的这部书就是以上述三部中国小说为中心，探讨它们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影响，并涉及其它中国小说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影响。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在中日古代文学的交流史和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方面，做出了成绩。如辽宁大学的马兴国教授从1987年至1993年间，在《日本问题》等杂志上陆续发表研究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小说《游仙窟》、《三国演义》、《搜神记》、《西游记》、《世说新语》、“三言两拍”、《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在日本的流传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翻译家申非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期刊中，发表《〈平家物语〉与中国文学》、《雨夜物语与剪灯新话》（均1985）等文章，吉林大学赵乐珄教授在中日比较诗学方面发表了若干有分量的论文，如《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佛》（《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和歌理论的形成和我国诗学》（《日本文学》1987年第3期）等。后来，这些论文被编入了赵教授主编的论文集《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中。吉林大学的于长敏教授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漫笔》（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的小册子中，收集了作者二十多篇有关的文章和随笔，这些文章分为“中西文化篇”、“中日文化篇”和“中日文学篇”三组，其中“中日文学篇”中的《几组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较有新意，后来，作者将这个课题做了深入研究，写成了《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一书。该书分神话和民间故事两编。在第一编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的盘古神话、伏羲兄妹的神话、女娲造人的神话对日本神话的影响，同时，关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神话为什么对日本神话没有造成影响，也做了分析，他认为这反映出中日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与日本人性情急躁、缺乏韧性、讲求功利，顺从自然的民族性格有关。在第二编中，作者按通常的故事类型划分法将中日民间故事分为天外赐子型、贪心型、羽衣仙女型、蛇郎型、灰姑娘型、动物报恩型、弃老型、解释存在型、难题求婚型等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有些结论是有启发性的，如认为日本民间故事，在对立的矛盾中，不是以武力消灭对方，而是感化对方，所表现的并不是对立的阶级性，而是人类的共性。关于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在此前虽有不少单篇文章，但作为系统的论著，该书还是第一部，是值得注意的。山东大学的高文汉教授的长达四十六万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是一部涉及中日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各个时代的带有通史性质的著作，全书以论述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及重要作家作品为主，评述了日本的汉诗、汉文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同时也涉及日本物语文学《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虽然大量的文学史实、作家作品的背景资料占了书中的很多篇页，一定程度地冲淡了论题的集中和比较文学应有的理论个性，但对于一般读者还是有益的。

二、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只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各学术期刊及有关论文集中公开发表的论文有近三百多篇，正式出版的专门的论文集、研究专著有十几种。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现状，其中不乏精彩的篇什和出色的见解。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中最早被重视、成绩最突出的，是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有关刊物上发表的这方面的文章，每年都有几篇乃至十几篇。当时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左倾的、甚至是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有突出表现。许多问题、许多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是禁区。但是鲁迅及其创作无论是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都一直得到极高的评价。这是当时鲁迅研究相当热门的外部原因。就中日现代文学关系而言，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非常深刻，自然而然地成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林焕平、戈宝权、吕元明、孙席珍、刘柏青、温儒敏、程麻等，都发表了有关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的文章。到了1985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也出现了。那就是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和《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

    其中，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作为我国第一部同类著作具有开创性。全书共有十一篇论文构成，共十七万多字，涉及到了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包括《鲁迅早期思想与日本》、《早期鲁迅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鲁迅与夏目漱石》、《鲁迅与白桦派作家》、《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鲁迅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二三十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摩勒伊爱斯·正宗白鸟》、《野口米次郎的〈与鲁迅谈话〉》、《战后的鲁迅研究》等，虽然都是曾经单篇发表过的文章，但作者基本上按历史线索编排，前半部分讲的是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后四篇文章讲的是鲁迅在日本的反响或影响，因此全书仍能见出系统性。对于本书的贡献和特色，蒋锡金在“序”中说：“开拓性的工作是不容易做得圆满的，但我以为柏青同志对开拓陆续研究的境域这一点上是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整体理解。”现在仍然可以把这几句话看作是对本书的恰当的评价。

    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以翔实的文献资料，梳理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生活与创作、特别是与日本人交往的史实，可以说是一部特定角度的鲁迅传记性的著作。程麻的《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是对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做细致研究的著作。该书在“内容提要”中介绍说：“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分析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深层关系，是本书的特色，作者既分析鲁迅与日本文学的直接联系，又考察日本沟通鲁迅与西方文化的中介桥梁作用，在辨析文学交流的复杂关系中间，对文学的现代价值观、人本体性质、伦理功能优势，创作心理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比较文学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引申出发人深思的理论见解。”可以说，本书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标。该书的特色在于它的微观的研究，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发微”。在行文中，不是直奔主题，而是在主题周边迂回曲折，将背景知识、相关的一般理论问题、相关材料和话题也充分展开，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特别是一般读者——读起来，不会感到理解上的困难，但也会给人拖泥带水、过分繁冗、枝蔓过多的感觉，从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理论著作应有的洗炼。

    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辽宁大学教授彭定安主编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这是鲁迅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关系之研究的集大成的学术著作，全书规模宏大，精装，凡九十多万字，执笔者均为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东北高校的专家教授等研究人员，包括彭定安、武斌、王俊儒、王建中、马兴国、刘立善、李春林、吕元明，集中了东北地区的日本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优势力量，体现了东北地区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力和丰厚积累。全书除绪论和结束语部分外，共十五章，其中涉及到鲁迅与日本之关系的时代与文化背景（第一、二章）、鲁迅在日本的留学史（第三、四、五章）、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日本文学的接受及他与日本友人的交往（第六、七、八章）、鲁迅的日文翻译（第九章）、鲁迅的日文作品（第十章）、鲁迅对日本人、日本社会与文化的观照（第十一章）、日本对鲁迅的解读、诠释、研究与接受（第十二、十三章）、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鲁迅研究成果的介绍、评论与借鉴（第十四、十五章）等。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鲁迅为纽带的中日文学、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史。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先有日本对鲁迅的影响，再有鲁迅对日本的影响；这种交流又是互动的--日本人对鲁迅的研究、中国人对日本鲁迅研究的研究。本书在这种双向、互动、回返的交叉关系中，建立起了以鲁迅为基轴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全书资料弘富，视野开阔，充分吸收消化了中日两国鲁迅研究的成果，并将有关成果纳入全书的宏大结构中。有些章节，如第十一章对鲁迅的日本文化观的梳理与评析、第十二至十三章对日本鲁迅接受、评论与研究史的总结与评述，都相当具有学术价值，此前我国对有关问题的论述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本书的这些章节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书后的几个附录《鲁迅与日本大事系年》、《日本鲁迅研究论著系年目录》等，对于读者也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中日近现代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在这方面的著作有孟庆枢主编的《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何德功的《中日启蒙文学比较论》和秦功的《觉醒与挣扎--二十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均东方出版社1995）。其中，《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是孟庆枢主持的国家“七五”社科研究课题，执笔者除孟庆枢外，还有张福贵、陈泓等。该书二十一万字，由十篇系列文章构成，其中有孟庆枢执笔的《继承、借鉴与创新——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思考》、《日本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新感觉派之异同》、《在东西方文学交融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张福贵执笔的《日本私小说与创造社小说》、《日本白桦派与周作人》、《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等。内容包含了中日近现代文学思潮比较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的文章颇有新意与创见，如张福贵的《日本白桦派与周作人》等。但不同文章的质量颇有参差，如《日本新剧运动与田汉》一文，思路不清，结构混乱；有的文章在材料和观点上颇可商榷。如《日本唯美主义在中国：从引进到流失--以谷崎润一郎为中心》一文，由于对中日唯美主义文学的材料掌握和消化不够，便匆忙得出了结论说：“中国文学方面始终没有‘平行地’存在过即使是最低意义上的唯美主义流派或作家”，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也没有能够影响中国文学，日本唯美主义介绍到中国，接着又“流失”了。现在看来，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尽管有这类的问题，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同类著作，在选题上的开创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书后作为附录的《中国译介日本文学年表》，表明著者对有关资料的收集下了功夫，对读者也很有用处。

    何德功的《中日启蒙文学论》和秦弓（张中良）的《觉醒与挣扎》，都是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有十八万字和二十万字，是迄今我国出版的为数寥寥的有关中日比较文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中的两篇。《中日启蒙文学论》选取“启蒙文学”这样特定的文学思潮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其中论述到了日本政治小说与晚清小说界革命，诗界、文界革命与日本明治文坛，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夕的文学主张与日本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与日本白桦派，鲁迅、郁达夫与私小说等问题。就中国文学来说，著者的研究范围是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五四时期以鲁迅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日本文学来说，涉及到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文学，并延伸到大正时代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可以说是在一种宽泛的含义上使用“启蒙文学”这一概念的。在有关问题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看法。但在资料的收集上和利用上，尚有一些未尽之处，限制了作者将论题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秦弓（张中良）先生的《觉醒与挣扎--二十世纪中日“人”的文学比较》，其核心概念似乎是“人的文学”。很大程度上说，“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是中日近现代文学的主导思想，涉及面相当广泛。秦弓的意图在于对中日两国的“人的文学”做“宏观性的比较研究”。全书分为“思潮研究”和“主题研究”两部分，对中日两国“人的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的“人的文学”对日本近代“人的文学”的择取、“人的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框架，“人的文学”的主题在创作中的表现等，都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日两国人道主义文学对应发展的轨迹、规律和特色都有助益。

    在中日文学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上，刘立善的专著《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只选取了日本的一个文学流派--白桦派，并以此为中心，对中日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此前都有不少的成果问世。刘立善的著作以五十多万字的宏大篇幅，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多地收集材料，从而成为这个课题的研究的集大成的书。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有关白桦派文学的背景材料，并对白桦派作家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梁山丁等作家的关系，做了细致的梳理。对长与善郎与中国的关系，也做了评述。虽然有些章节中直接从日文著作引进的材料显得过多，过琐细，但它作为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白桦派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最翔实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社会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著作有靳明全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该书试图全方位地对描述“日本”对中国现代留日或旅日作家的影响。全书共分十八章，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四部分。一、中国作家对日本社会、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的评论认识，主要以郭沫若和鲁迅为中心；二、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作家、日本文学之比较，如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丰子恺与夏目漱石、鲁迅与有岛武郎、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欧阳予倩与日本歌舞伎，中日新感觉派等；三、日本普罗文艺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胡风、李初梨、蒋光慈等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关联；三，对茅盾、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旅居日本时的创作活动的分析。这些问题，有的是此前已经有人研究过的问题，有的是作者首次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力图从事实材料出发，提出有益的见解。但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只是指出影响关系，而对中国作家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复杂纠葛缺乏深入分析。

    1998年，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丛书之一出版。这是一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综合性比较研究的著作，其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是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全书共三十五万字，分四章，每章七节，每节都是一篇相对独立的论文，并在该书出版前夕公开发表过，所以本书实际上是一部论文集。但由于将二十八篇论文纳入了一个严整的体系之中，使全书保持了理论体系的统一性。该书在“绪论”中写道：#p#分页标题#e#

    作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论，本博士论文在写作上有以下几个考虑。第一，它不是一部中日现代比较文学史著作，因此并不准备面面俱到地谈及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的所有问题，但又不放过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全书分为“思潮比较论”、“流派作家比较论’“、“文体比较论”、“作品比较论”四章，大体涵盖了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基本课题和主要方面。第二，它不以史的线索谋篇布局，而是着意追求内在的理论体系。全书四章二十八节，由外及内，从宏观到微观，纵横交织，相互关联，分别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论述。第三，它不是综述或归纳现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发表作者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在前人研究的较多、较充分的一些领域，力求独辟蹊径，务实而又求新；对前人有所论及，但未能深入的课题，要在材料和观点上有所发掘、有所深化；在前人较少研究，或完全没有研究的领域，要尽力开拓。总之，要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上，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清理中日现代文学的表层与潜在的联系。以重原典材料和科学实证的“影响—接受”研究（关系研究）为基础，把影响—接受研究与平行研究（比较阐发）结合起来，努力在比较中揭示出非比较研究所不能发现的文学特质和文学发展规律，从而为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一点贡献。[4]

    张莉副教授在《多向的思维，新颖的理论--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中评价说：“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立足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透析中日文学，以一种世界性、整体性的眼光来考察中日两国的文学现象。”“提出并解答了中国现代文学及中日比较关系视频上的一系列重要课题，深化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思潮’、‘流派’、‘文论’、‘创作’三个部分，几乎涵盖了文学的全部触点。作者摆脱了繁冗，挤掉了水份，直奔主题，将自己对问题的思考、推理、逻辑思辩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翔实的资料占有，令人信服的考证，创新的理论体系，使《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亮点。”

    张福贵和靳丛林两教授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虽云“比较研究”，实际上是一部中日文学交流史、关系史性质的著作。本书按历史线索将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40--1918年，作者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经过黄遵宪、梁启超和鲁迅三个阶梯，基本完成了由传统文学交流向近代文学交流的过渡；第二个阶段为1919--1927年，作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虽然在日本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却使中国近代文学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更有利于交流的层面；第三个阶段为1928--1936年，是中日无产阶级文学交流甚密的时期，是两国文学交流最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最后的共振期；第四个阶段为1937--1949年，战争阻断了中日文学的交流，但尚有涓涓细流使两国文学关系不至完全中断。全书根据这样的四个时期的划分，分为四编。每编分若干章节，较为系统地评述了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学的交流历史。由于篇幅有限（二十七万字），本书对这种关系的梳理大多是粗略的，还有不少问题点没有涉及到。例如在第四编中对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学关系，叙述太过简略。总之，作为第一部试图系统评述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史的著作，在理论与材料、观点与方法上，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以“翻译文学史”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日本文学的历史，可以揭示中日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这方面，王向远2000年完稿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填补了一个空白。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日本文学翻译史，也是我国第一部国别文学翻译史。全书将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划分为五个时期，即清末民初（1898--1919）、二、三十年代（1920--1936）、战争时期（1937--1949）、建国头三十年（1949--1978）、改革开放后（1979--2000），以三十五万字的篇幅评述了各个时代日本翻译文学的背景、特点、重要翻译家、重要译作及其成败得失。各个时期配重点评述的翻译家有鲁迅、周作人、章克标、崔万秋、谢六逸、夏丏尊、李漱泉、田汉、刘大杰、胡仲持、沈端先、冯宪章、楼适夷、丰子恺、钱稻孙、杨烈、李芒、申非、叶渭渠、唐月梅、文洁若、郑民钦、陈德文、林少华等。对重要译本的评析深入到文学本体的层面，根据不同译本的不同特点和情况，对情节、人物和翻译语言技巧进行的细致的分析。全书有意识地摆脱那种将原文和译文罗列出来加以对照、简单评判优劣的做法，认为在翻译文学史若展开纯语言层面的过于细致的分析，就会使翻译文学史成为翻译技巧的讲义，而应在以文学为本位的前提下，注重分析和揭示翻译文学、翻译家及译作本身所体现的时代、社会、政治、国际关系、文艺思潮流派等复杂的文化成因，注重分析翻译家的文化立场、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制约与影响。鉴于我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有许多同时又是作家这一事实，该书将翻译与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注意将作为翻译家的翻译与作为创作家的创作两者联系起立加以考察。书后附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译本目录》，收译本两千种，为我国第一份全面的日本文学译本目录清单。

    在中日现代文学某一专题的比较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两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先后对中国台湾、东北和整个中国大陆实施入侵与占领，不仅给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在两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各自的文学史上，产生了许多相关的文学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清理、总结和比较研究，其意义超出了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本身。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两部书必须提到。一部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吕元明教授的《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一部是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所谓“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指的是日本侵华期间流亡到中国的日本作家，如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长谷川照子等。另一种是在中国当了俘虏的日本士兵，他们在中国方面的感化教育下逐渐醒悟，写下了以反战为主题的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品。吕元明先生独具慧眼，收集和挖掘了那些几乎“被遗忘”的日本在华反战文学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和有关作品，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和分析，指出他们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这是一种独特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不仅揭示了特殊历史时期中日文学关系的特殊现象，而且使文学研究跨越了历史学、战争学等学科领域，也丰富了日本文学史本身的的研究。此前，吕元明教授还与日本学者山田敬三主编了多位中日学者撰写的专题论文集《中日战争与文学--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一书，并以中文和日文两种版本在中日两国发行。（中文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他的论文集《日本文学论释--兼及中日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中的多篇文章，也涉及到了中日比较中的许多问题。

    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集中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从学科领域上说，本书既是战争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研究。该书把侵华战争时期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派往中国前线采访、为侵华战争鼓吹呐喊的作家——即日本宣传媒体当年所谓的“笔部队”--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他们炮制的所谓“战争文学”--即侵华文学，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了科学、客观的分析和必要的揭露批判，在选题上独辟蹊径，为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战后的日本一直缺乏全面客观地研究日本战争文学—侵华文学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此，日本学者千叶宣一1990年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做了很生动扼要的说明，他指出：

    从1935年到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文学家创造的都是这种战争文学。这些人在战后为了摆脱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和告发，都拼命地销毁自己的作品，到旧书店里将所有自己的书尽量都买来烧掉，同时也烧毁自己所保存的作品。在战争中对形成日本国民舆论起过重要作用的《朝日新闻》等大报纸自不待言，就连那些《改造》、《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的编辑，为了免于被谴责配合了侵略战争，也尽量销毁有关文献，结果导致了非常遗憾的事，即认为非常有必要进行战争文学研究的学者找不到作为凭据的资料。如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火野苇平的《麦和军队》、《土和军队》、《花和军队》、这被称为三部曲，其实是四部曲，还包括一部《香烟与军队》。这些作家，还有丹羽文雄、尾崎寺郎、石川淳、阿部知二、伊藤整、高见顺等，日本知识分子想读到这些人作品的原文是很不容易的。[5]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其局限性。《“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尽可能收集和利用了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战争时期的日文资料，尽管从文献学角度看仍嫌不够全面和不够充分，但毕竟达到了能够用材料说明问题的程度。全书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来龙去脉和本来面目做了较完整的揭示，并做了分析和批判。内容涉及到：日本文坛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形成之间的关系，“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与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日本殖民作家的所谓“满洲文学”，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笔部队”的组成和活动，有关侵华文学的典型作家作品、典型文学样式的剖析，对四十年代初日本召集的三次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历史资料的展示与分析，对日本在侵华时期到底有没有“反战文学”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对日本战后文坛对待侵华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分析，等等。这部书将中国人特有的立场与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将文学研究与侵华战争史研究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史实，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在中日现代戏剧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袁国兴教授和黄爱华教授值得注意。

    袁国兴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话剧的孕育和生成》先后分别于1993年和2000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繁体字和简体字版本。该博士论文共分七章，约十七万字，对早期话剧的逐步孕育到脱胎而出，对它与西方戏剧、日本戏剧的复杂关系，都做了缜密翔实的论述和研究，既有历史的、纵向的描述，也有断面的横向的剖析。论文分析了西方戏剧信息对中国近代剧坛的初步冲击，论述了日本剧坛在中西戏剧中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分析了根据日本作家德富芦话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不如归》作为“家庭戏”在中国引起的巨大反响，指出了在日本和西方戏剧的启发下，中国早期话剧在编剧、表演艺术、舞台艺术诸方面的发生的观念变化和艺术转型。在袁国兴之前，关于中国早期话剧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袁国兴的研究荜路蓝缕，具有拓荒的性质。迄今为止，人们关于早期话剧及其与日本戏剧关联的全面系统的知识，主要是由袁国兴博士提供的。继袁国兴之后，另一位专攻现代戏剧的博士、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黄爱华女士的博士论文，将这个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深化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1993年通过答辩。在此之前，她曾将博士论文的有关章节，作为单篇论文予以发表。到2001年，博士论文全文由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全书二十八万字。作者自述全书的宗旨是“从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特别是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入手，追寻中国早期话剧接受日本、特别是新派剧、新剧影响的历史足迹，明确它们之间的‘事实联系’，努力解答中国早期话剧人在日本国土上做了什么，接受过哪些影响，怎样接受，以及接受的效果如何等等，也对中国戏剧现代化初期借鉴西方戏剧的曲折历程做一明晰的剖析探讨，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戏剧发展提供借鉴作用。”全书以中国早期话剧的四个重要的社团——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光黄新剧社——为重心，对它们与日本新派剧、新剧的关系做了梳理，特别是对春柳社、开明社与光黄新剧同志社以“中华木铎新剧”的名义在日本的几次公演活动及其当时中日两国的相关报道，做了细致的资料梳理、考证辨析和索隐钩沉。并进一步确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早期话剧最初不是由西方输入，而是与日本新派剧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的“文明新戏”来源于日本的新派剧，同时也接受了日本新剧的影响，日本新派剧和新剧同时综合性地影响了中国早期话剧。作者还指出，一方面日本近代戏剧在中西戏剧之间的中介作用，但另一方面，无论是日本新派剧、还是日本新剧，都不等于西方式的话剧，从而在中国早期话剧的日本影响中，留下了鲜明的日本戏剧文化的烙印。全书体现出了作者扎实、细密的研究风格。可以说，黄爱华博士的这本著作和上述的袁国兴博士的著作的问世，使得中国早期话剧及其与外来戏剧的关系这个学术研究的“撂荒地”不再荒芜，而成为播种与收获的沃土。

    此外，老一辈学者贾植芳先生关于中国留日学生的论述和研究，夏晓虹教授对梁启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研究、黄侯兴教授关于郭沫若与日本文化的研究、钱理群教授关于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研究，王中忱教授关于中日现代文学某些个案问题的比较研究，陈生保教授对森鸥外的汉诗的研究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夏晓虹在《觉世与醒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中关于梁启超的文学活动与日本之关联的研究，在观点与材料上一直拥有权威性。王中忱教授在90年代后发表的多篇文章，在选题视角的新颖、研究课题的更新上，都做了可贵的努力。如，他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对日本近代作家二叶亭四迷对中国的殖民主义冲动的分析，对殖民空间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分析、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及其作用与影响的分析，都是有启发性的。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中忱的《越界与想像--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收文章十四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实绩。

    总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和中俄、中法、中英、中德、中美文学比较研究相比而言，在我国与某一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是研究实力最强、成果最多的领域。这与上千年来中日两国在文化与文学上密切关联的历史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研究在中国的繁荣兴盛的大环境有关。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的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了，对一些重大基本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了。当然，这种研究远没有终结，仍然有许多研究领域有待于开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再研究与再认识，在研究者面前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责任编辑：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