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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魏加宁

　　3月28日，由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日中经济关系研讨会”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举行，国务院发展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在会上做了题为“扩大内需要处理好几大关系”的报告。以下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对于对外依存度很高的中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非常重要。但是，在扩大内需的时候，我们也许要注意处理好它与其它的几方面的关系。

一、扩大内需与安全网建设之间的关系。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学术界目前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到底都做了什么？到底是对是错，到底有用没用？我个人认为，罗斯福“新政”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个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搞基础建设。是对是错？有用没用？目前还在争论之中。再一个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把陷于系统性崩溃中的银行体系给稳定住了。还有一个就是建立起社会保证体系，让失业工人有饭吃，不闹事，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目前，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也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先保增长——再保就业——最后保稳定；另一种思路是：根据危机管理的理论，首先要做好最坏打算，建立安全网，先兜得住底，保住稳定，不至于因经济波动而导致金融动荡或社会动荡。然后再任由市场来调节企业，企业有生有死，通过企业生死来实现结构调衡。因此首先就要加快安全网的建设。
　　所谓安全网，当务之急，一个是金融安全网；一个是社会安全网。关于金融安全网的建设。现代金融安全网主要有三大支柱：一个是独立的中央银行，一个是统一的综合监管，再一个是不断加强的存款保险。中国目前有了中央银行，有了银监会，但是还缺少存款保险制度这一重要支柱。因此需要加快建设，以保护广大中小存款人的利益，防止银行出现系统性风险。
　　关于社会安全网建设。目前，一个紧要问题是，有一部分在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下岗了、返乡了，回到中西部地区，但是他们在东部沿海打工地所建立的养老保险关系带不走，不能跨省“漫游”，因此，这些农民工只好退保；但是在退保的时候也只能拿到他们自己所缴纳的那一部分，而企业为他们缴纳的部分和地方政府为他们缴纳的部分，他们都带不走。因此，如何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跨省“漫游”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最近，养老保险跨省漫游问题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高度重视；国家正在抓紧制定《社会保险法》，并试图解决养老保险跨省“漫游”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现在正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好时机，因为各级政府和广大国民都意识到了景气会有低谷时期，经济发展可能遇到危机，因此都愿意在加快社会安全网建设方面的投入。

二、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
　　危机意味着调整。只有加快调整才能够化“危”为“机”。
　　当前，尽管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需要扩大内需，需要刺激经济，但是另方面，中国经济更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理由有三：一是，从长远来看，过去的那种依靠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发展方式恐怕难以为继，需要进行调整，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二是，从中期来看，过去5年间（2003～2008年），在维持每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经济也积累下来许多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需要进行调整；而从过去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宏观调控历史来看，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都必然会有一个调整和整顿时期。从短期来看，过去两年里，中国经济自身的资产价格泡沫也破灭了，而泡沫破灭之后都需要进行调整。这一次，可以说是内外两个泡沫破裂“碰头”了，因此，不仅需要调整内外结构，而且还需要调整中国经济自身的内部结构。
　　而扩大内需，主要是为了防止因结构调整导致经济过渡下滑。因此不能主次颠倒。应当是结构调整在前，扩大内需在后。否则，就有可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出更多更大的问题”（林毅夫）。就有可能重蹈美国的覆辙：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IT泡沫破裂之后，本应进行调整，但却不适当的实行了低利率政策，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最后酿成此次更大的危机和调整。
　　在进行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政府特别注意缩小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例如，最近发行地方债的过程中，就决定向中西部地区重点偏斜，允许中西部地区多发一点。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目前正在讨论给个人减税的问题，两种方法，一个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但不利于增强纳税人纳税意识；另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计税，既考虑抚养人口因素，但是手续比较复杂。

三、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之间的关系
　　调整结构主要是被动调整过剩的产能，消化过多的库存，更多的是消极的压缩存量。而改善供给则是积极的应对，通过培育新的增长点，振兴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以此来带动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振兴产业，首先不是要补贴、救助那些夕阳产业，而是要积极扶持、鼓励、振兴那些新兴的朝阳产业。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出台的“救市”政策，其实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绿色新政”，就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的绿色产业。联合国于2008年10月启动了“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美国奥巴马新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划拨677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交通，并启动了以能源为主导的跨越式、跨产业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欧盟今年3月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发展绿色经济；日本争取在2015年之前把绿色经济规模扩大至100万亿日元（约合1.08万亿美元）；韩国未来4年内，在绿色经济领域将投资50万亿韩元（约合380亿美元）。中国记得在去年（在长富宫）内阁府召开的同样的研讨会上，中方学者（我和胡鞍钢先生）就曾经提出，要把“黑色发展”变为“绿色发展”，要推行“绿色金融”、“绿色财政”等观点。此次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最初的出发点也是从发展节能环保的电动汽车演变而来的。

四、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学者一再呼吁：要吸引1929年大危机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惨痛教训；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因此，我们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金融保护主义、反对产业保护主义；要防止因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而导致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最近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克强副总理再次提出：要“提高开放水平，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他指出：“越是面对危机，越要坚持开放，通过加强合作交流共渡难关”。一方面，我们将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我们将继续扩大进口，重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重要能源和原材料。
　　我们还将稳定利用外资环境，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和现代服务业。我们还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享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带来的红利。总之，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非但没有关起国门，反而加快了对外开放，积极加入世贸组织，从而使中国经济早日走出困境。这一次，我们仍将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争取早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五、扩大内需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根据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验，体制改革总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
　　首先，以往历次改革形势大好之日，都是中国经济往上走，甚至是走向过热的时候。例如：1978年～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始启动，形势袭人，但随之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1984年，改革形势再度好转，结果经济再次出现过热；1988年，改革形势非常好，我们下决心进行“价格改革闯关”，如果经济过热，通货膨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启动之后，景气指数很快从“绿灯区”越过了“黄灯区”直接进入“红灯区”，出现过热局面。
　　其次，1998年，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是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同时，国家经贸委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2）是国家经贸委成立中小企业公司，国家赋予民营企业外贸出口自主权；（3）是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停止福利分房，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带动了房地产业及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4）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000亿元不良资产，为国有银行改革做准备。（5）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对于推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快速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最近一个时期，尽管有金融危机冲击，但是中国的医药行业仍然逆风而上，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所有这些都说明，改革可以创造需求，改革可以改善供给，改革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去年年底，中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并且明确提出，要“以改革为动力”。今年年初。李克强副总理（在财政会议上）也讲：要“坚持促进经济增长与调整结构并举”；要“更加重视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以改革保增长，促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一手抓扩大内需，一手抓结构调整。但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结构调整，都必须依靠改革。
　　总之，我们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靠的‘三板斧’：一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二是积极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开放；三是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改善供给。这一次，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仍然要靠这‘三板斧’，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改革。从而使中国经济早日走出低谷，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