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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政治与外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其中李建民博士撰写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简称《发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日本“普通国家化”这个极为复杂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把握了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中日关系众多的问题当中提取和把握影响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关键。在《发展》第五章“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前瞻”里，该书提出了关于新型中日关系的思考，并将建立“不是敌人的中日关系”作为新型中日关系的基本目标(第298页)。作者通过分析中日建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指出“在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中日关系还存在相当多的尚未解决的矛盾与分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双方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这种矛盾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羁绊。”

    同时作者也对困扰中日关系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予以具体剖析。一是历史问题。作者认为，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不可逾越的，关系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一些阁僚“反省”、“失言”以至“道歉”的背后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目的，是“皇国史观”远没有肃清的表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不但没有丝毫的进步，反而出现了进一步向战前回归的迹象。”(第304页)并指出，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瓶颈”，日本必须谨慎处理。二是关于台湾、钓鱼岛问题。作者对台湾、钓鱼岛问题之于中日关系影响的分析，比较谨慎客观地指出，近年来“日美间多次举行的以‘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军事演习表明，干预台湾问题、介入台海局势，已经成为日美同盟‘再定义’和日本防卫战略调整的新动向。”并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于日本政界亲台势力的这类行为，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警惕，决不能以不是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和行为而掉以轻心。”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曲折发展，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发展》在这方面有充分的反映。把握日本对台政策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对日本外交政策的研究。

    第二，内容全面而有突破。把握日本“普通国家化”并非易事，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其国内力量的增长，也关系到日本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影响并不局限于其国内。作者把“自主性”、“平等化”与“大国化”作为日本普通国家化的深层内核，把握了日本走向大国的一把钥匙。这个问题也是国内研究比较薄弱的方面，作者能给予较多的关注，更显得难能可贵。

    该书涉及的内容广泛，作者力图从众多的内容当中有选择地突破几个问题。在书中，作者以日本“普通国家化”这个问题为突破口，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外交，对战后初期自吉田茂以来的历届内阁的政策进行了宏观的考察，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澄清了国内学术界流行的一些典型的误导性观点，提示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变化的实质所在。”(第36页)作者不仅从理论上概括了“普通国家化”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让读者看到了“普通国家”下日本咄咄逼人的强硬攻势，实为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和失败国，战后进行了民主化改革。1946年11月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了日本不得拥有武装力量，废弃了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同时日本被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但是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随着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扩大，日本已不满足于原有的国际地位，提出要发挥与国力相称的国际作用。80年代，中曾根时期就提出了“政治大国”和“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意即告别过去，走进政治大国行列。1991年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新加坡时表示，“日本痛感到，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到了应该作出重大国际贡献的时候了。”要摆脱国际社会的“紧箍咒”，首先必须从回到“普通国家”做起，施之以“自主性”、“平等化”和“大国化”的追求。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决策层的诡谲之处，在普通国家化的表层下面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自1993年日本提出“普通国家”概念以来，引起亚洲国家的警惕与不安绝非偶然。

    第三，深化了对中日关系复杂性的认识，许多方面富有新意。在《发展》第三章“日本‘普通国家化’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关系”里，作者提出了以文化视角分析中日关系的新思路，指出:“随着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全面推进，文化和文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越来越重视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第212页)在这种形势下，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外的文化视角研究国际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化因素已经成为今天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对于文化因素与日本“普通国家化”内在联系的分析缜密细致，使得在对日本“普通国家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把握上，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该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认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重视日本的文化外交，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很难使其融入国际社会等。该书从多方面探讨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原因，注意到一果多因，表现出作者成熟深刻的理解与判断。

   《发展》对于日本追求军事大国与政治大国地位的分析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这些分析集中在第四章中。作者看到，日本防卫战略在调整，“专守防卫”的战略内涵在扩大，自卫队的力量在增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在强化，“主动先制、先发制人成了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方向。”(第245页)确实，日本近年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动不同凡响，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脚步明显加快，国内不断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这些消极势力每每为厉为祟，困扰着日本与亚洲各国建立真正和平、友好、合作与信任的关系。

   《发展》一书并非没有不足，这突出地表现为对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若干国际性制约因素的估计略显不足，在分析与论述的关系上有畸重畸轻的情况，还有对日本国内各种政治量对政府政策的态度似缺少应有的分析。总体而言，这是一部理论与现实价值兼具，观点材料相互贯通，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