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正处于从战后“和平国家”体制向“普通国家”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特别是
一、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新动向
(一)日本受到德国在科索沃事件中所起作用的鼓舞,要以修改宪法为重点,突破战败国的法律制约。
日、德同属战败国,近几年都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打破对自己的重重限制,以恢复大国地位,但德在海外派兵问题上已走在日本的前头。1993年,德联邦宪法法院突破了《基本法》关于向海外派兵的“禁区”,裁定德国可以和其它国家一样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994年7月,德国宪法法院又裁定以联邦议会事前承认为条件,在联合国或北约的框架内,可以向北约以外的地区派遣军队。这次德国派战机参加了对南联盟的轰炸,是战后德国首次参与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行为,表明德已经实现了在军事领域里的重大突破。这为日本今后进一步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在军事方面成为“普通国家”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先例。
首先,日本国会成立“宪法调查会”,将修宪问题正式提上日程。日本认为束缚自己手脚的主要障碍是战后初期制订的《宪法》,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条否决了交战权。于是,科索沃事件之后,日本明显加快了修改和平宪法的进程。1999年8月,执政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公布了其《日本宪法改正案试案》,对第九条增加“不妨碍日本对第三国的武力攻击行使自卫权及其为此保持战斗能力”的内容。同年9月,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的代理干事长鸠山由纪夫主张在第九条中明确写1994年7月,德国宪法法院又裁定以联邦议会事前承认为条件,在联合国或北约的框架内,可以向北约以外的地区派遣军队。这次德国派战机参加了对南联盟的轰炸,是战后德国首次参与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行为,表明德已经实现了在军事领域里的重大突破。这为日本今后进一步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在军事方面成为“普通国家”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先例。首先,日本国会成立“宪法调查会”,将修宪问题正式提上日程。日本认为束缚自己手脚的主要障碍是战后初期制订的《宪法》,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条否决了交战权。于是,科索沃事件之后,日本明显加快了修改和平宪法的进程。1999年8月,执政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公布了其《日本宪法改正案试案》,对第九条增加“不妨碍日本对第三国的武力攻击行使自卫权及其为此保持战斗能力”的内容。同年9月,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的代理干事长鸠山由纪夫主张在第九条中明确写入“保持陆海空军和其它战斗力量”,承认自卫队是“军队”。同年10月,高举“护宪”旗子活动了45年的民间组织“拥护宪法、和平、人权论坛”宣布解散。根据以自民党、自由党等5党派300多名议员组成的“推进设立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提议在国会设立了“宪法调查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000年1月16日,自民党的元老中曾根康弘就修宪日程问题,建议“最好是国会的宪法调查会用3年时间进行讨论,从第4年起各党提出宪法修正案,第5年开始着手修改。”1月20日,在国会开幕的同时,众参两院的“宪法调查会”分别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山太郎(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长)和村上正邦(参议院宪法调查会长)各自阐述了设立宪法调查会的意义,决定当前的工作是倾听和调查专家对现行宪法的制订过程、1957年内阁设立的“宪法调查会”所讨论的内容的意见,然后再分别划定两院调查会的工作范围。这表明在日本自上而下地形成了讨论修宪的风潮。
其次,强化日美同盟体制,企图修改《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PKO)扩大自卫队功能。1999年4、5月间,日本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标志着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基本完善。在审议相关法案的时候,发生了科索沃事件。日本也乘势提出了和北约新战略中“区域外武力干预”相类似的“周边事态”提法。在日本公布的“周边事态”的6种界定中,有“某个国家发生内乱或内战,情况已扩大到国际范围而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因某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混乱而出现大量难民,难民涌入我国的可能性很大;”“某个国家的行为被联合国安理会裁定是对和平的威胁或侵略行为,这个国家因此成为经济制裁对象,并将对我国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规定,不难看出上述条款中有科索沃事件的影子。表明日本今后要象英、法、德那样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帮手,自卫队也将追随美军参与干涉本地区事务。日本自1992年PKO法案成立以来,参与了多起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印尼出现东帝汶独立骚乱,多国部队进占之后,日本出资1亿美元作为多国部队的经费,对联合国东帝汶临时统治机构(UNTAET)提供6000万美元,难民援助3000万美元,复兴经费1000万美元。除此之外,1999年11月11日,日政府又通过联合国向东帝汶提供2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向东帝汶派遣了3名民事警察。11月22日,日本向西帝汶派遣了3架运输机和150名自卫队士兵参加维和行动。只是受制于PKO五原则,特别是其中的第5条“使用武器限制在为了保卫自己及其他队员的生命安全所需的最小限度之内”条款,日自卫队一直未参加维和部队的一线任务。东帝汶问题出现之后,日本国内对全面参加维和行动的呼声增大。虽然修改P KO的草案没能在本届国会中通过,但是执政的自自公三党已就自卫队参加全面维和行动问题达成了共识,主要在野党也大都赞成修改PKO法案。因而,日本自卫队全面参加维和行动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1999年8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案”,将战后一直存在争议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日本的国旗、国歌因为带有军国主义色彩,为日本相当多数的国
(二)日本继续稳步推进军事实力并出现独立研发军备的迹象。
1999年,日本正式参与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2000年的防卫预算将达49995亿日元(约4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6％,其增长幅度是近几年所少见的。日防卫厅决定将在2001—2005年的新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着重提高海空军的战斗能力。海军方面,提出海上自卫队的主力舰艇大型化的方针。目前,是要把4个护卫舰队的旗舰从5000吨提高到1万吨,在2000年的预算中将列入13500吨大型补给舰的经费。日还要再增加2艘宙斯顿导弹驱逐舰,从而拥有6艘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防卫厅长官瓦力访美时又提出准备引进现代高技术装备的指挥舰。空军方面,日本将装备爱国者-3型导弹。日本防卫厅又要求在编制下年度财政预算时考虑引进空中加油机的费用,计4架800亿日元。日本在引进空中加油机的同时,就决定在2000年正式配备的最新型的战斗轰炸机F-2上加装空中加油口。另外,过去日本武器大多从美国引进,对美依赖性很强。但是,1999年日决定独立开发4颗侦察卫星,自行研制生产新一代海上巡逻机以及航程达5000—7000公里的大型运输机。这不仅引起周围国家的警惕,也引起美的警觉,最后迫于美的压力,日本不得不妥协,同意卫星的核心部分采用美国技术。
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针对1999年3月可疑船只问题,在1999年11月30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针对恐怖活动和游击战,日本海上自卫队成立了“特别警备队”,陆上自卫队也将组建一支特殊部队。2000年2月16日至24日,日美联合进行了司令部计算机模拟指挥演习。参加演习的指挥、参谋人员日本有5000人、美国有1350人。这是去年“周边事态法案”出台以来,日美进行的第一次以朝鲜半岛“有事”为假想的军事演习。日本将在新竣工的防卫厅办公大楼内设立“日美联合协调所”,实际是联合司令部,将负责部队的部署和情报收集,制订并传达有关后方支援的联合行动方案。
(三)日本的外交重点是抓住一点(八国集团)、稳住一片(东亚)、参与热点、扩大影响,以此为早日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创造条件。
#p#分页标题#e#1.日本从联合国至上主义转变为看重八国集团。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日本的梦想,被日视为政治大国的主要标志。科索沃事件之后,联合国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地位下降。可日本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美欧想用“民主国家俱乐部”取代联合国的图谋短时间内尚不能得逞,联合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组织,安理会仍具权威。所以,日本到处宣传联合国改革问题,和德协商要携手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日本为加速其政治大国进程,已把工作重点放在八国集团上,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日本认为八国集团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已超过联合国,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外务省官员称科索沃冲突“清楚地显示出,有些危机只靠等待联合国决议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日本紧紧抓住科隆八国首脑会议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安全问题的机会,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会上,日不仅协助美欧援助科索沃复兴,而且主张西方应支持我加入WTO,强调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确保中国建设性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催促IMF向俄提供巨额资金援助。这样日本既附和了美欧,又抚慰中俄,外交上到处得分。日本还准备利用2000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将在日本的冲绳召开之机,提高身价,彰显地位。去年年末,日本首相在东盟10+3会议上,就以亚洲地区的代言人的身份征求大家对冲绳会议的意见,还想拉我以观察员的身份赴会。小渊在日与东盟10国首脑会谈时，说:“为了反映亚洲的声音,要邀请本地区的各有识之士在明年上半年成立《亚洲之声》的千年论坛,倾听他们的意见”。今年伊始,日本首相为此再访东南亚三国,强调要从“亚洲”的角度考虑冲绳会议的议题。可见,日本在继续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同时,明显加大了在八国集团的活动力度,另辟一条走向政治大国的蹊径。
2.日本对东亚国家继续实施援助外交,强调全方位经营。1999年8月,日派出了以日经联会长奥田硕为团长的亚洲经济复兴代表团访问了东亚7国,商讨经济援助事宜。日本经济援助的重点一直是东亚国家,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的大部分也用于该地区。小渊在10+3会议上,推出支援东南亚国家人才培养的新举措,即帮助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强化人才交流、扩大派遣留学生及输送金融专家和技术人员去所在国帮助工作。1999年11月27日,小渊在与菲律宾总统会谈时表示向菲提供395亿日元的特别贷款,用于基础设施整备。同时,小渊又再次提出自由贸易区构想(已经在日韩之间进行讨论)、亚洲货币基金(AMF)和日元国际化问题。今年1月11日至15日,日首相小渊又访问了柬埔寨、老挝、泰国,这是日本首相在相隔43年和33年之后对柬、老的访问。访问期间,小渊答应向柬提供3115亿日元的无偿资金援助,向老提供第二湄公河大桥的日元贷款。2月12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泰国的曼谷召开,日本又借机举行了和东盟国家的首脑会谈,就日本支援东盟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日本紧随美国,以期在日朝关系方面有所进展,加大对半岛事务的影响力。在1999年9月美朝达成协议后,日本也解除了日朝包机运输的冻结。12月初,村山富市率领的超党派议员团访问了朝鲜,约定重开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12月7日,日本宣布全面解除对朝的制裁。日朝两国还就双边关系问题在北京进行了局长级谈判。2000年1月底,日朝商定4月份在平壤举行正式谈判,为此日本将通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向朝鲜提供10万吨大米援助。与此同时,日韩关系更趋紧密。1999年10月,日韩第二次阁僚恳谈会在韩国的济州岛举行,会上决定2002年为日韩国民交流年。
日本在强化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同时,还紧紧盯住日俄关系,希冀有所突破。今年1月、2月,俄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卡西亚诺夫和外长伊万诺夫相继访日。日本要求俄罗斯能继续实施叶利钦与桥本龙太郎达成的意向,争取早日缔结日俄和平条约。
二、对日本政治大国进程的几点估计
(一)在宪法问题上,估计日本至少要经过5年以上时间的酝酿、讨论、逐步进入修宪的法律程序,最终修改第9条,彻底解除对战败国的制约,真正实现所谓的“普通国家”目标。在此之前,日本最有可能的做法是对第9条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以便修改P KO法案,进一步完善有事法制,达到军队合法化,海外派兵正常化,行使武力正当化的目的。
(二)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的军事实力会进一步增强。武器装备将向高技术、远程化方向发展。指挥通讯和后勤保障能力将进一步提高。整体协同作战水平及战斗能力会迈上新的台阶。总体上讲,日本军事能力在某些方面已超过英、法，但由于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准备发展攻击性航母、远程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导弹,所以日本军事发展模式是在防御基础上的“遏制”,而要成为世界级军事大国还较遥远。
(三)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不大。由于日本拥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和储存着大量的核原料,因此原防卫厅次官西村真悟发出要进行核武装的狂言之后,不能不引起世人对日本是否发展核武器的疑虑。60年代末,当时的佐藤内阁曾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从技术方面看,日本有能力开发核武器,但是将引起三种不利后果,即外交上陷于孤立、得不到舆论支持和巨额财政负担。鉴于此,日政府提出了无核三原则。目前看来日本发展核武器仍受某些因素制约:首先,上述三种不利后果中的前两种依然存在；其次,日国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难于承受核打击和不具备核报复的条件；第三,日本一直以“唯一遭受过核灾难的国家”自居,而且以核裁军作为政治大国的进身之路,因此短时间内不会丢掉这块招牌；第四,日处于中美俄三核大国的中间地带,缺乏核战略空间。所以,在世界整体缓和的时代,核武装恐怕在很长时间内不是日本军事发展的首选目标。
(四)今后日本在联合国的活动会更加积极,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实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梦想。目前,由于日本处心积虑地活动大国中,美英法俄都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不少中小国家受过日本的“恩惠”也持赞成态度。现在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主要障碍在于巴西、印度、意大利等国家的竞争。为消除障碍,日本会利用2000年联合国成员国首脑千年大会和八国首脑冲绳会议的机会,再搏一番。因此,随着联合国改革的深化,如果在安理会扩大成员国的数量和新的常任理事国是否享受否决权问题上,各方能达成妥协,那么日本最有可能会和德等其它国家一道成为新的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
(五)日本今后虽仍把日美军事同盟作为其军事安全框架的“基石”,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但是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外交策略会更强调积极灵活,呈现全方位特征。目前全球力量对比中美的“一超”地位无人匹敌,西方占尽优势,而日本作为八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无论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还是在经济、安全利益上,和美及西方其它成员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日对美的“依附性”,日又以借重美国,依靠西方,作为自己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捷径。所以,日本的立足点在西方但是,日与欧美相比,缺少稳固的后方和可资利用的势力范围,缺少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战略依托。因此,今后日本为弥补这一缺陷会进一步以经援为手段,加大“回归亚洲”的力度,争取把亚洲作为其战略大本营,在此基础上扩展在非洲的影响,落实“欧亚大陆外交构想”,横向促进日欧关系,以便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
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历史上中日两国总是互为消长,从未出现过两强相遇的局面,而近来日本政治军事力量的重新崛起,必然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总体上说,中日有矛盾面扩大的倾向,但是仍存在合作的可能。
在军事安全领域,日军从保卫本土转向随美军插手“周边”,对我两岸统一进程会产生负面影响。日本对我近几年来国防力量的增强存有疑虑。但是#p#分页标题#e#,在裁军、军控方面,中日既存在矛盾之处,又存在利益共同点。日本近来又积极推动与我建立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客观上有利于双方形成对话渠道。这就使中日军事安全方面的对立和矛盾尚不会激化。
在政治外交领域里,一方面,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对中日关系造成一定冲击。目前,日国内保守势力主导政坛,政治倾向偏右,虽然军国主义尚不会成为现实的政策选择,但是回归“普通国家”却已是大势所趋。这成了滋生石原、西村等右翼政客,言语“出轨”,行动“越界”的温床,屡屡发生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增加了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的不信任感。但另一方面,中日双方合作的基础仍在。日本政府一直遵循村山富市内阁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日本国民的大多数都热爱和平,对中国比较友好。日本在人权问题上,与美欧不完全一致,中日能够沟通的地方不少。随着中国国力继续走强,日本也必须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否则将很难在亚洲立身。另外,中国在某些方面对日本支持,也有利于世界多极格局的形成。
因此,中日关系尽管受到日本实行政治大国战略的冲击和影响,但尚能维持稳定局面,不会发生逆转。
责任编辑：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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