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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2日，东京都议会选举，日本民主党议席过半，力夺“都议会第一大党”地位，可谓大获全胜；而自民党则失守半数防线，44年来首次丢掉了首都议会老大宝座。作为国政选举前哨战，东京都议会选战中的两党势力逆转，或可预示日本政党政治步入“危机与新生”的“十字路口”。7月21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解散众议院并于8月30日举行大选，两党之争仍在激烈进行。

去年9月，面对美国金融危机袭击全球，日本经济惨淡经营，作为自民党的小派领袖，麻生太郎临危受命，接替福田掌舵日本政治，堪称自民党政治的“小马拉大车”。麻生当政的10个月，虽穷其所能，拖延解散，寻找最佳战机，维护自民党执政地位，但大势已去，人为制造的政治泡沫，恐难改自民党政治颓废的历史宿命。

在日本政治中，作为“政治晴雨表”的“内阁支持率”常与“股市行情”联动。为了维护政治支持率，麻生模仿小渊内阁，着眼景气对策，施展“外交才华”，积极制造“政治泡沫”，试图借此力挽狂澜，阻止政权更迭。

从形式上看，麻生内阁与小渊内阁还颇有相似之处。小渊1998年7月上台，2000年4月因病下岗。而19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日本“金融大动乱”，日本经济当年下滑2.0％。受此影响，1998年10月，日经股指跌至12879点，为泡沫崩溃后最低位；小渊内阁支持率仅为24.8％，11月进一步降到19.4％。而2000年10月，众院议员任期届满，大选迫在眉睫，小渊内阁面临政经双重危机。

而麻生2008年9月上台，时值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世界金融危机，日经股指下降46％，市价总额缩水近1.2万亿美元；2009年2月，麻生内阁支持率跌至15％。同时，8月30日众议院大选成为麻生面临的紧迫政治难题。

为克服危机，当年的小渊政府曾推出史上最大的景气对策，总规模达42万亿日元，并发行7000亿日元的“地方振兴券”，执行4.3万亿日元的定额减税；同时，力主对大银行注资，清理不良债权，支援企业摆脱困境，重新唤起日本经济活力。央行则实施零利率，并大举回购国债和银行股票，执行超宽松金融政策。特别是面对欧元启动，国际货币体制呈两极化雏形，小渊提出新版日元国际化战略，诱导日元升值，搞“逆向振兴”，意图摆脱金融经济的三低局面（股价低、国债收益率低和日元汇率低）。到2000年4月小渊下台时，日经股指回升到20833点，升幅达62％，同年日本经济增长2.7％。1999年10月，小渊内阁支持率高攀47.6％。

而眼下，面对危机，麻生采取了比小渊更大胆的危机对策，上台以来连续推出4次危机对策，总规模达131万亿日元，合计出动财政资金达27万亿日元。在政策规模上超过了小渊内阁。

在短期对策上，麻生不仅提出了定额减税，而且推出了定额生活、生育补贴，并与主要经济团体和工会联合会达成“政、资、劳”三方共识，构建培训、轮岗、补贴三结合的稳定雇佣机制，提供“雇佣调整补助金”，确保就业稳定。

在长期战略上，麻生政府着眼环保产业竞争力和气候秩序主导权，高举“低碳革命”、“健康长寿”、“焕发底力”三面旗帜，提出“新经济增长战略”和“亚洲经济倍增计划”，以及“亚欧十字路构想”，试图推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制走向“多极化软着陆”。

第一，麻生新战略追求“世界级太阳能和环保汽车、家电普及大国”、“健康型长寿大国”和“世界级网络文化出口大国”地位，占领全球新产业竞争制高点。

第二，麻生又提出“亚洲经济倍增计划”，拟动用ODA、贸易信贷、贸易保险，引领民间投资，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整备，扩大对亚出口，结合10+6模式构建日本全球竞争腹地。

第三，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制问题上，麻生一方面高喊“维护美元地位”，另一方面积极推动IMF改革，强化国际金融监督与监管，改革国际会计标准等，借此瓦解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美国垄断的市场评级体制；并积极主导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主张“亚洲共同货币单位”，构筑亚洲货币体制基础。

第四，在金融政策上，日本央行积极执行与欧美“面上趋同”、“实质差异”的政策，以通过“市场对话”形成“日元强势”，借助危机构建日元的国际货币信用。这不仅为日元以危机为转机，获得国际货币信用创造了条件，也为日本企业、金融机构展开积极的海外并购创造了条件，更为日本政府先声夺人、动辄提出国际援助计划提供了货币前提。在此背景下，日经股指全线回升，截至4月23日，自去年危机爆发后的最低点上浮25％；与此同时，麻生支持率也开始回升，由2月的15％，到3月升至25％，4月进一步升到32％，可谓形成了“麻生政治泡沫”。

日兴花旗证券预测，本年度中期后，日本经济有望出现急剧复苏的可能性，而日股牛市也有望带有可持续性，大选前，麻生内阁支持率可能继续上浮。

但遗憾的是，面对选举迫近，麻生的“政治泡沫”并未与“日股牛市”同步，其借经济政策和外交战绩弥补内政空虚的愿望，也随着东京都议会选举而落空。尽管麻生早就强调东京都议会选举仅仅是地方选举的一部分，并不代表国政选举，但自民党内的“倒麻”声浪随之迭起，麻生不得不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尴尬局面。

最近，麻生继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经济倍增构想”之后，又提出了“亚欧十字路”全盘外交战略，摆出直插亚欧大陆要塞，主导世界岛主脉的战略姿态，可谓咄咄逼人。但纵观其内外形势，不难发现，该战略恰好是麻生政治面临十字路的真实写照。

就在7月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前，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电视联合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麻生内阁支持率降到21%，比6月中旬的调查下降了4个百分点，麻生的政治生活越发窘迫。

自2005年9月，小泉借势“邮政解散”，获得众院选举大胜，执政党议席超过2/3。根据日本宪法，众院议员任期最长为4年，这就意味着#p#分页标题#e#2009年9月是本届议员任期的最后期限。时下，解散众院，举行大选，已是麻生无法回避的政治课题。但问题是，作为自民党的强敌，民主党重兵压阵，兵临城下，夺权意识日强一日；而改朝换代、重定乾坤，又成为日本社会人心思变的新潮流。

在自民党内，麻生原本就是“小派领袖”，去年9月临危受命，当上自民党总裁，统领联合政权，可谓“小马拉大车”。在日本政治中，通常小派领袖当政，需要大派辅佐，盟友帮衬。而近期，自民党内大派领袖开始怀疑麻生能力；拥有80余人的“小泉帮”也因政见不同，与麻生离心离德，甚至主张“倒麻”；而昔日麻生的政治盟友，或因丑闻下台、或与麻生闹翻，罢官而去，麻生的政治底盘日渐拖地。尤其是，近日静冈县地方选举，民主麻生政治面临战略“十字路”党获胜，麻生政治进一步深陷困境，继续玩弄选举战术技巧，搞选举时间差，恐难改大势。

从国际形势上看，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阴阳两面，在保持基本实力的同时，GDP增长率大幅下滑，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同时，日本依赖中美外需的经济增长结构并未改变，虽然还保持着全球第二位的经济强国地位，却不能发挥世界经济引擎的基本功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影响力越发虚弱。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超乎预想快速复苏，以美元计价的名义GDP规模赶超日本，勇夺世界经济“二强”地位，指日可待。尤其是，自去年底以来，中国推出的4万亿元经济对策日渐成为激活包括日本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兴奋剂，中国市场成为吸纳国际资金、吞吐世界商品的集散地，上海股市由此快速回升近5成。中国的责任大国地位上升，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近期，美国财长盖特纳访华，就被认为是中美经济战略接轨的序幕。一向将日美同盟视为外交基轴的日本，开始担心中美文明应，朝野上下集体担忧“G2体制”拨云见日。中美跨越太平洋联手，必将撑起世界经济的新结构；而中美两大文明板块的合拢，又恐将使日本文明被淹没于太平洋。面对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市场崛起大潮，日本影响力渐趋衰弱。内外交困何去何从，麻生可谓面临“战略十字路”。

对此，上世纪80年代，一度主导日本资金汹涌澎湃、席卷世界的前大藏省财务官、现任日本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的行天丰雄，主张学习德国主导欧洲融合的经验，通过统合亚洲，借势发挥日本资金、技术和知识等软实力，用“日本制度”主导亚洲地区秩序，确保日本的国际地位。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不仅利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圈定东盟，构建海洋地缘政治圈，而且对地区扩大使用“政府开发援助”（ODA），主导地区物流体系动脉，同时，在危机下，积极主导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公开主张AMF复活，给中国与日本等额的出资权重，让中国当头，借势中国，步步为营，扩张日元地区影响力。

而在安全上，日本的外交精英们则提出“联俄、联印、辅助东盟，充实外交手段，追求地区利益”的新主张。

尤其是，上合组织峰会与“金砖四国”峰会同时召开，让麻生看到了新兴势力的崛起已然是大势起潮，无法阻挡。而从亚欧大陆、南亚次大陆，直到东盟这个广阔区域，不仅是人口、资源丰富区，也是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空白地，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更是最有可能形成介乎于美欧元之间的新的货币区。一旦亚欧大陆崛起，太平洋惊涛拍岸，必将形成“21世纪的世界经济新屋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面对新的世纪潮流，正如日本有远见的精英们所言，“留给日本（登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麻生的“亚欧十字路”战略，可谓是最具机会主义特色的赶潮构想。

2008年9月1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闪电辞职”，自2007年9月12日安倍晋三“抱病辞职”后，不到1年内，两次爆发“首相撂挑子型”政治地震，反映了日本经济进入成熟期后，政治体制迎来了模式转换的“阵痛期”，日本政党政治正酝酿着深层较量。

自1993年自民党结束一党单独执政的“1955年体制”后，日本政治舞台已经拉开两大政党交替掌舵的历史序幕。问题是，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深陷10年衰退的“历史黑洞期”，经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反映在政党政治上，日本主要政党和党派“朝合夕散”，重组、裂变不定，两大政党模式至今尚未最终形成，导致政坛更迭频繁，首相面孔十年九变，政治生态严重恶化。

日本政党政治体制的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选举制度上。选举制度是反映政党结构的晴雨表。两大政党体制通常选择“小选区制”；多党林立的政党结构通常选择“中选区制”；而一大政党居主、多党林立紧随的政党结构则常适用于“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1996年日本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实行了“小选区与比麻生政治面临战略“十字路”自民党政治的历史性危机例代表并立制”，反映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力量结构依然处于自民党一党独大、其他政党竞相追赶、政党势力尚在变动过程中的混乱格局。尽管2007年7月民主党取得参院换届选举的阶段性胜利，赢得了参院议席总数上的优势，但其总体实力仍存在不确定性，无法确保在众参两院同时获得优势议席。这或可被认为日本两大政党体制至今未完全确立的佐证。

正是这种政党力量结构的不确定性，形成了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政治不自信。其结果导致在国会政治上形成了两大政党相互掣肘、彼此拆台的“扭曲国会怪圈”，从而使执政党的政策难以顺利落实，日本政治陷入内耗型混乱局面。在此背景下，日本固有的官僚机构权力复活，反过来对政党政治又构成了强烈的牵制。包括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在内的众多小党，则日益演变为政治天平上的移动砝码，其政治倾向更趋功利主义，进而导致执政联盟内部矛盾暴露乃至激化。事实上，无论是安倍晋三，还是福田康夫，抑或是麻生太郎，都深深受制于这种政治乱局的困扰，执政能力受到严重制约，难以确保支持率不断下滑。

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迎来了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成熟期。其典型表现是，政策体系疲劳，创新机制钝化，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陷入滑翔轨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潜在问题上升。

而日本经济的成熟期又表现了独特的风格。第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源结构出现“高龄低质化”新特征，日本整体创新“体质”下降。第二，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暴露了结构性财源不足的弱点，无法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阻碍经济发展，酝酿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第三，日本历经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断遭遇“新保守主义”的制约，未能形成应对全球竞争的全新体制，迫使日本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寻求发展空间，导致日本产业结构空心化，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竞争力弱化，潜在增长率长期低滑。第四，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地方经济缺乏活力，地区差别日趋明显，经济发展结构失衡。

日本经济进入成熟后的“更年期”，支撑日本经济崛起的“自民党政治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全球大竞争的新局面。经济结构的剧变，犹如岩浆滚动，驱动政治板块急剧漂移。日本政治迎来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对决期。

实际上，小泉政府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历经安倍政府的“新保守主义”蜕变，再经福田政府的“温水效应”，乃至麻生政府的“改革逆流”，似乎已经变成了日本政治的“孽债”。“修补小泉改革的负面影响”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而缩小差距、解决养老金问题，则成为各党争扛的大旗。面对政权危机，福田以后的政府被迫提出了“改革与修复改革并重”的理念，日本政界重新掀起是搞“北欧模式”还是走“美国道路”的争论，积极财政与健全财政、大政府与小政府这对历史命题，重新成为日本政治对决的引子，使日本的改革更加不明方向。

在扭曲的政治生态下，选举成为关乎各政党政治生命的前提，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敢无视选票，大行改革；相反，假借“修复改革”旗号，竞相许愿，实行深度保护，大行改革逆流，这也无异于饮鸩止渴，必将使自民党的政治治理模式再度延长，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乃至对华战略，很难不受政治乱局左右。日本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力，也很难不令人担忧。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