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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多层面的深度冲击，迄今尚未显示出“触底”迹象。世界银行在2008年6月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还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但时隔仅半年，该数据就被世界银行下调到0.9％，并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预测仅为- 0.1％。在全球贸易方面，2009年将会出现27年以来的首次下滑，降幅可能达到2.1％。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将从一个由强劲增长经济体带领的稳定发展时代走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著名经济学家汉斯·蒂莫则认为“世界(经济)可能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长的经济衰退周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虽非金融危机的直接“策源地”，但不仅未能幸免，反而受到了比欧美更加深刻的危害。这对今后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演进及其未来国际战略的走向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考察日本对华外交，尤具重要意义。

　1. 金融危机对日本的主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处于长期不景气的“迷谷”之中。此前，曾被誉为创造了亚洲奇迹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表现出强大的增长态势和竞争活力，但在“新经济时代”来临之后，日本经济却反应迟钝，竞争力持续低迷。以政府导向型、适应制造业发展为特征的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在尚未完成产业结构的真正调整以及解决制度与结构的深层次改革之际，又遭遇了当前影响至深的金融危机，这对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日本外向型经济而言，不啻为其经济转型与国内政治生态转化的“加速器”。

　　日本内阁府2008年2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按年率计算下降12.7％。同期比较，美国经济下滑3.8％，欧元区15国下滑6％左右。这显示出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程度，远甚过对欧美的影响程度。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坦承“日本现在正面临着二战结束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下降，也是自1974 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总体而言，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内需和就业三个方面。

　　以最具代表性的2008 年第四季度日本出口情况为例，该季度日本出口率下降了13.9％，创历史最大降幅。再以支撑日本经济体对外贸易支柱性产业的汽车产业作为观测点来看，2008 年10月，日本汽车出口较上年同期减少4.2％，之后11月份汽车出口较上年同期减少18.1％，到12月份，该数据扩大到了33.6％。如此降幅，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可想而知。在出口大幅减少的同时，内需不振也使日本在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济下滑了0.3个百分点，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513％。诚如日本东京财团研究员关山健在2008年11月所预测的那样“欧美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导致日本对欧美的出口疲软，日本实体经济受到打击。”出口不足和内需不振也引发日本国内失业率的不断攀升这一严重的社会性问题。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日本2008年12月的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319％攀升至4.4％，创下近42年来最大升幅。日本当月失业人口已达270万，比前年同期增加39万人。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不断升值的日元和日益疲软的市场需求导致包括日本知名企业在内众多经济实体大幅裁员。日本内阁府2009年1月发布月度经济报告显示，反映日本经济景气状况的主要指标均比前一月更加恶化，生产和出口大幅下降，住宅建设和进口持续减少，个人消费日趋低迷，外贸逆差日益增加。日本经济景气的基本判断已从2008年12月的“正在恶化”下调为“正在急速恶化”。这是日本时隔8年再次连续4个月对日本经济景气的基本判断进行下调。

　　金融危机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也正逐步显现。这在日本反对党民主党与麻生内阁的民意支持率升降方面最为明显。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2008年10月，麻生内阁的民意支持率比前一月下降9个百分点，近半数民众希望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上台执政，比前一月调查结果上升11％ ，自民党的支持率也相应下降5个百分点，而且半数受访者质疑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提出的优先解决经济问题而暂不考虑提前选举的观点。时隔两个月，民调显示73％的民众不支持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对他的经济政策不满意。麻生太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下滑并因其经济政策反复而饱受攻击。在时隔两个月之后，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麻生内阁的支持率已从19％降至14％，创下日本历史上首相支持率罕见低点。不满意率则从675升至73％。麻生内阁通过的包括给纳税人“分红”等措施在内的经济刺激预算亦未获公众普遍支持。因此可以判断，日本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在麻生内阁之后宣告终结，包括对华外交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均与自民党相悖的民主党可能执掌日本政权，这必将对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产生重要影响。金融危机对于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体现在日本民众对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关注度持续上升，而对于外交议题的热情则不断下降。这从麻生内阁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并未对其产生民意支持率的“加分”效果上得以印证。

　　2. 麻生内阁对中日关系的基本认知

　　麻生内阁虽然上台执政不足半年，但首相麻生太郎近年来在日本内阁任职阅历丰富，对华外交早已熟知于心。总体上看，麻生内阁与前几届内阁相比在对华外交政策上有所调整。

　　在小泉时期，中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罕见的“低点”。安倍内阁上台后，一方面着力提升中日关系的水平，显示出日本对华外交回转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与麻生一起共倡价值观外交，凸现出“有主张外交”态势。安倍在日本国会演讲时表示，日本外交要以“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联系、构筑开放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亚洲、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为三根支柱，进一步推进真正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有主张外交’”。这段话可以具体解读为三个要点：价值观、亚洲、世界。因此，“有主张外交”就是要以价值观为招牌， 扩大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福田内阁任内，对华外交展示出“务实外交”为主轴，呈现出“感情”与“现实”交织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看，福田内阁的对华外交证明了贯穿于邦交正常化之后三十余年来中日间的“感情外交”难以再复归为中日关系的主流诉求。

    那么麻生内阁的对华外交，从目前来看，既不同于前几届内阁，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的“历史延续”。麻生内阁对中日关系的基本认知，已经在中日关系经过亲密、冷淡与曲折之后呈现出新的方式和趋向，这种方式或许意味着未来若干年间日本对华外交的主轴。如果说九十年代之前的中日关系“感情外交”占据重要地位，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的小泉内阁则更多地赋予对华外交以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因素。而安倍内阁试图将中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感情外交”时代并融入利益与价值因素于其中。福田内阁则希望以旧有的日本对华外交方式，在重新建立中日领袖间感情的基础上，使中日关系实现“去价值化”前提下的务实化。而麻生内阁所建立的以“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为特征的“双主轴”对华外交，则可能会代表着当前日本执政党对中日关系的主流认知。

    在“价值观外交”方面，予人印象深刻的是，麻生是迄今日本政坛“价值观外交”理念最完整的阐释者。他甚至能从日本历史中寻找根据，认为日本在当代西方民主、法制等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方面丝毫不逊色于欧美国家，完全有资格推行“价值观外交”。他认为，日本的民主主义始于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法制传统则可以追溯到7世纪大化改新颁布的“十七条宪法”，日本是具有与西方国家同样“普遍价值”传承的“老字号”，完全有资格并有决心推行“价值观外交”。麻生太郎还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希望中国政府去除独裁政权特有的秘密主义，将实际的国防费用公之于世。中国如果成为民主主义国家的话，就能与日本成为真正友邦。”麻生2008年10月访华前一天，在东京与印度签署了《日印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声称与印度“将以共同的价值与利益为基础在亚洲地区进行合作”。印度遂成为继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缔结安全保障合作条约的国家。

    但是，由于“日中两国不能搬家，只能是永久的邻居”，而且数据显示，200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686.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因此，中日共同利益在麻生内阁的对华认知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在首相竞选辩论时麻生曾称“从来不认为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会变得同等重要所谓‘日中友好’不过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麻生认为，日中两国关系的根本就是“互不可缺的伙伴”，最重要的是建立互惠双赢的关系。根据中日关系的线性分析，麻生内阁对于中日关系“互惠双赢关系”的定位，是一种基于中日关系现实格局的务实定位，也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复杂曲折发展的理性回归。从这种意义上讲，麻生内阁已经认识到，中日关系应该在“去感情化”的基础上务实推进“利益外交”，并且为增加外交筹码与隐性压力，还要再对“价值观外交”有所布局。

    3.金融危机与日本对华外交走向

    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与经济发展都面临着重大考验。日本政坛发展态势尚未摆脱自小泉内阁辞职后的不明朗状态，在野党民主党的民望日渐高涨，自民党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型与整合仍未完成，清晰并具可预期性的权力结构尚未常态化，而政治与经济层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民意压力，麻生内阁不仅需要开展具有真正力度和效果的救市行动，以防范实体经济的持续滑坡，还须谨慎应对当前日本脆弱的权力结构和即将到来的选举考验，因此，日本官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将提升经济景气与舒缓社会问题作为首要任务。比较而言，海外派兵、宪法修改等“传统”问题的急迫性将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华外交走向将呈现出三个方面的趋势。

   (1)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内涵的中日“利益外交”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主流话语。经济外交在对华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一向勿庸置疑，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外交在日本对华外交中更具现实必要性与急切性。这首先缘于中日两国互相占据着对方极为重要的贸易地位。经济外交的成功，不仅可以促进日本经济的复苏，还有可能改善日本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这不仅对于日本抵御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还对于奠定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也具有值得预期的作用。对于麻生内阁而言，在对华外交中主打经济外交，还可以获取相应的国内民意支持与政绩，重振国民对内阁的信心指数，并可能由此缓解反对党在国内经济问题与对华外交问题上的压力。因此，对于既希望在振兴日本经济方面有所作为，同时又想在处理全球金融危机行动中一展身手的麻生首相而言，对华经济外交必然成为其努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2008年10月中日领导人会晤后，两国间不仅达成了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共识，还就进一步深化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交流问题取得了广泛一致，这些正是麻生迫切需要向国内经济与日本国民上交的“答卷”。

    (2) 以“亚洲外交”为主要框架的中日“外交协作”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重点之一。日本“亚洲外交”的布局，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重点构筑日本与中国、印度和东盟间的关系，以此促进其“亚洲外交”的整体推进。因此，对华外交一向是日本整体亚洲外交框架下的重要环节。在此框架下的日中合作对于推进日本主导下的亚洲一体化、加强中日韩亚洲外交协调、完善东亚合作机制以及促进解决朝核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日外交协作显得尤为迫切。日本和中国同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拥有者，同为亚洲最大两个经济体，不仅美元汇率的波动影响着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而且两国的外交协作对于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与区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麻生首相访华期间，不仅就如何与中国政府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还就如何完善亚洲地区的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交流，麻生还建议建立亚洲金融安全保障体系。在2008年亚欧峰会期间，确定了因朝核问题和日本首相更替而一度停滞的东亚三国(中日韩) 首脑峰会将重新启动。同时，包括创设亚洲通货基金和亚洲单一货币等“亚洲问题”亦进入战略视野并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事实表明，日本意识到加强中日亚洲外交方面的协作，对于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 日本对华“价值观外交”战略的隐性化、常态化。麻生首相在2005年担任外相期间，曾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以《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拓宽的日本外交地平面》为题的演讲，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理念，显示出日本“价值观外交”时代的到来。此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在日本外交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约瑟夫·奈认为，日本是拥有最多潜在软权力资源的亚洲国家，因为它是完全实现现代化、在国民收入和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又有能力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约瑟夫·奈的这一观点，对于日本调整外交思想具有潜在影响。日本外交的价值观转向，反映了日本对国家权力的观念变化，及其对外交手段与外交本质的认知迁移。在“软权力”的多项构成要素中，日本在国际机制层面的话语权地位远不如美欧诸国，在亚洲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方面亦不及中国。但是在现代文明与普世价值方面，日本在亚洲则具有标杆性意义。近年来，以“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理念为代表的日本“价值观外交”业已渗入日本外交机制之中，并付诸于相应的外交实践。以日本与印度的关系为例，日本与印度之间建立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显然比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层次要高很多，其基点就在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合作”。虽然日印间从根本上讲存在着重大的地缘政治战略利益，但冠以“共同价值观”之名份，则使日印关系的道义水准与价值情怀得以显著提升。而日中关系则一向表现为“去价值化”，形成了麻生所称的日中友好只是手段、共同利益才是目的的纯实用状态。以此视角考察中日关系，麻生内阁所执行的这种以“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为特征的“双主轴”对华外交战略将会得以长期延续。在此“双主轴”战略中，“利益外交”是一种显性战略，“价值观外交”是一种隐性战略;日本通过“利益外交”战略促进中日关系大局的稳定发展并保障日本的对华实际利益，通过“价值观外交”战略日本可始终保有相当程度上的对华战略压力与战略筹码。金融危机语境下的日本对华外交，在深刻程度上区别于传统语境下的日本对华外交，也是中日关系经历“震荡”之后的理性再出发。在利益外交占据中日关系主流话语平台的同时，因金融危机而形成的日本亚洲外交“日中协作”进程将得以加速，而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也将成为对华外交的长期战略。正如日本武士同时喜欢菊花与刀剑一样，相互不同的手段在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中“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