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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度与叠代模型

 
　　根据代际转移理论的推算，退休一代人的社会保障待遇(主要指养老金)可以由同时期的劳动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社会保障财务能够实现横向平衡。以该理论作为运行基础的制度被称为现收现付制。

 
　　假设封闭经济中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时期：工作期和养老期。t-1期工作的劳动者人数为N,-i，实际工资水平为Wt-1，养老金缴费率为Tt-1，则t-1期工作的劳动者交纳的保险费总额At-1=Nt-1Wt-1τt-1。

 
　　设x为养老金积累额报酬率，则t-1期工作人口进入t期退休时应得的养老金数额为

 
　　Zt=(1+x)At-1=(1+x)Nt-1Wt-1τt-1。

 
　　养老金z，需要正在t期工作的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来转移支付，t期工作的劳动者人数为Nt，实际工资水平Wt，养老金缴费率为τt，则t期的劳动者应缴养老保险费Bt=NtWtτt此时使现收现付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是Bt=Zt，即NtWtτt=(1+x)Nt-1Wt-1τt-1。

 
　　设代际间缴费率始终不变，即τt=τt-1=τ，同时令Nt／Nt=1+n，Wt／Wt-1=1+w，其中n为人口增长率(n<0)，w为实际工资增长率(w<0)，则根据Bt=Zt式可得出(1+n)(1+w)=(1+x)，即1+w+n+ nw=1+X。由于nw是一极小的数，可忽略不计。因此w+n=x，这表示现收现付制度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人口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等于养老金积累额的报酬率。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可以物化为实际工资的变动率，所以也可以认为保持现收现付制的条件是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之和等于养老金积累额的报酬率。

 
二、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总体框架及运行状况

 
(一)公共年金制度的总体框架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也被称为年金制度，这一制度包含三重含义，即对年老的保障、对因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保障及一家之主死亡后对其被抚养人的保障。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老年保障。日本对于老年保障的制度安排共有三项，一是公共年金制度；二是企业补充年金制度；三是个人储蓄年金制度。其中公共年金制度居于主导地位。

 
　　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可以细分为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共济年金三部分。国民年金是日本的基础性年金，于1961年开始实施，原则上要求在日本国内居住的20—59岁的居民必须加入，保障的对象仅限于投保者个人，目前约有6890万投保者。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又被合称为雇员年金，前者分为1954年重建的私营企业雇员年金和1940年建立的船员年金；后者包括1959年建立的国家公务员年金，1962年建立的地方公务员年金，1956建立的公营企业雇员年金以及农林渔团体雇员年金和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年金。雇员年金的保障对象不仅限于投保者个人而且惠及其家属。目前厚生年金的投保者约为3300万人，共济年金的投保者约580万人。

 
(二)公共年金制度的运行状况

　　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由于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度，所以其运行完全符合现收现付制度的一般规律。年金的资金分别来源于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养老金的利息收入。为了保证年金制度的长期稳定，公共年金至少5年进行一次缴费率核算，如人口结构或经济发展情况与事先预测的不符，就要小幅调整缴费率，以确保收支平衡。年金的给付水平要以替代率(RRt)来衡量，所谓替代率(RRt)是指退休者所获得的平均养老金水平与在职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之比，即RRt=Zt／Nt-1／Wt-1=τ(1+n+w)，是反映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较为合理的替代率水平是60％，日本在1986年年金改革之前，替代率高达80％。目前替代率已降至70％，但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给付水平。

 
　　日本年金的收缴与支付全部由厚生省年金局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承办，收缴后直接进入大藏省的“厚生保险和国民年金特别帐户”，支付时由年金管理机构确认开单，由特别帐户通过银行或邮局直接汇给个人。特别帐户中如有累积资金，则将其大部分“预托”给大藏省资金运用部进行投融资活动，其中的一部分称为“有利运用”，用于获利较高的有价证券和信托投资，另一部分称为“福利运用”，用于有利于被保险人的福利事业。

 
三、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与代际收入的不平衡转移

 
(一)日本人口结构变动与老龄化

 
1.日本的老龄化

　　由于日本的公共年金覆盖了全民，所以日本也被称为“全民皆年金”的国家，”。年金的广覆盖和高给付水平在保证并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却加大了劳动者的缴费负担。与日本人口的高寿命相对应的是老龄化的程度很高并且老龄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65岁以上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呈攀升态势，将从1990年的12.0％上升到 2020年的25.4％，这一比例高于与日本同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如英国在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预计将达到19.1％，法国为20.8％，德国为20.0％，意大利为23.5％。从老年人口抚养比来看，1990年为17.2％，到2020年将提高到42.0％。如果养老金替代率为70％，欲维持养老金帐户中的给付额与缴费额的平衡，则1990年劳动者须将工资总额的12％转移给老年人，而2020年工资转移的比例更提高到29％。

 
2.日本的出生率与就业率的变化

 
　　与日本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相反，日本的出生率却在不断地降低。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未来能够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这将直接造成缴费人数Nt下降，同时间接地使缴费率，出现上升的趋势。劳动者可支配收入Qt=(1-τ)wt。wt不变而τ上升或者wt的增长幅度小于τ的增长幅度，都将使劳动者可支配收入Qt下降，从而加重代际收入转移的不平衡程度。

　　据估算，日本若想维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其总合生育率(即妇女一生中的平均生育人数)必须达到2.1人。日本在80年代之前实际的总合生育率就下降到2.0以下。1986年的估计比较乐观，认为在2020年之后日本的总合生育率将会重新恢复到合理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得不在1992年和 1994年进行了更符合实际的估计，估算的结果表明即使到2050年日本的总合生育率也不会高于2.0。
 

　　总会生育率的降低并没有使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进入90年代日本的失业率不断上升。据日本政府1999年6月公布的失业率，该年4月的失业率达到创记录的4.8％，其中男性失业率为5％，55岁以上的男性失业率为7.2％的最高记录，失业总人数达到342万人。这在战后日本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由于经济迟迟未能复苏，所以在中、短期内失业率下降的可能性很小。高失业率削弱了年金制度的缴费基础，在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前提下，低总合生育率和高失业率的综合效应，将使现收现付制度越发难以为继。

 
(二)日本宏观经济及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对代际收入转移的影响

　　在80年代，日本在总体上实现了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夙愿，进入了所谓的“无航海图”时代。由于在产业领域缺乏具体的赶超目标，所以日本出现了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投资于股票和土地上的现象，造成了股价和地价的过度膨胀，即“泡沫经济”。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出现了长期的经济萧条。

 
　　1990—2000年的11年间，日本实际GDP增长极为缓慢。超过3％以上增长率的年数仅有两年，而有5年的GDP增长率都低于1％。其中1年为负增长。与宏观经济的萧条相应的是人均工资增长幅度很小，11年间工资增长率超过3％的年数仅有1年，其余年份的工资增幅大都低于2％，而且1998和1999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已知养老金替代率RRt=τ(1+n+w)。在RR，固定的前提下，现实中日本的人口增长率n和工资增长率w都处于很低的水平且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必然迫使缴费率T不断地上升。1994年日本厚生省提出了提高缴费率的方案，使这一比例从1970年的6.20％，最终上升到1997年的17.35％，预计2020年将会达到29.50％。缴费率τ的提高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在更大程度上向现有的老年人倾斜，而目前承受很大缴费负担的劳动者在进入老年后，由于新增人口的减少同时缴费率有其增长限度，将不会获得与上一代人相同的养老待遇，甚至只能获得大大低于在职期间所缴保险费的养老金。

 
(三)日本财政对公共年金制度支持能力的分析

 
　　90年代以来，为摆脱经济萧条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核心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自1992年3月至1998年11月，日本政府已先后实施了11次经济景气对策，总规模达到107.37万亿日元。但是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没有使经济走出低谷，反而削弱了财政对于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能力。

 
　　日本政府在80年代初对1995—2015年年金缴费、给付及财政转移支付数额的推算情况。相对于90年代的现实，80年代日本的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且存在着对人口未来增长率的乐观估计，但尽管如此，在表4中仍能反映出在所预测的年代里年金的给付额与缴费额之间始终存在着资金缺口，且资金缺口随年代的推移不断地扩大，由1995年的30.4万亿日元扩大到2015年的86.2万亿日元。由于现收现付制度下，政府是养老保险给付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资金缺口的弥补最终必然要依靠财政的转移支付，不仅限于对年金缺口的补偿而且扩充到对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转移支付。从年金给付与缴费差额占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分析，1995年比重高达127.20％，意味着占财政转移支付总额27.20％的年金差额是财政也无法弥补的。表4中M／T的比重虽然随年代的推移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最低也维持在50％左右，说明财政中对年金的补贴始终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随着日本宏观经济的萧条和总合生育率的下降以及政府债务的增加，财政对年金的补贴能力将会比表4推算的低得多，如果在不改变目前年金运行体系的前提下，解决年金缺口的唯一办法只能通过提高代际间收入转移的强度，即提高缴费率，。

 
四、日本纠正代际收入不平衡转移的政策选择

 
(一)日本公共年金支付危机产生的原因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出现支付危机的原因首先在于日本政府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因此对于年金给付的承诺也十分的慷慨。日本曾在国民年金制度建立时针对50—54岁年龄的人制订了“10年年金计划”，此后在1969年又制订了另一个比较特殊的“5年年金计划”。现实表明参加这两个计划的人能够领取的年金甚至超过其缴费额的100倍以上。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计划根本不能称作养老保险，它们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一代向年老的一代大规模的捐赠”。其次，造成年金支付危机的另一原因是政府对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估计有误，没有预料到少子化时代的快速来临。造成年金支付危机的第三个原因是养老金替代率过高，目前的替代率比国际公认的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高替代率加大了日本公共年金的支付难度。

 
(二)日本的政策选择

　　日本政府为解决日益临近的年金支付危机并进而纠正代际间收入的不平衡转移，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不过这些对策仅仅是在原有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危机爆发的时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提高劳动人口的养老金缴费率。但缴费率的提高有其限度，如果将缴费率提高到影响劳动一代人的生活质量的水平，就会挫伤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不利。

 
　　2.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日本的养老金替代率的降低将是一个难题，因为任何社会保障的费用支出都具有向下刚性，即易升不易降的特性。如何在降低养老金替代率的同时又不引起社会动荡是目前日本政府最为关注的课题。

 
　　3.提高老年人的退休年龄。目前通过提高老年人退休年龄从而减少养老金给付额是日本政府最行之有效的对策，日本政府已将领取年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处于60—65岁之间的老年人可以自由选择继续工作或是退休领取养老金。不过，这一对策在减少了年金给付的同时却挤占了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不利于目前失业率的降低。

　　4.年金之间的交差补贴.1986年日本政府对年金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由厚生和共济年金组成的雇员年金开始负担国民年金给付的部分成本。1986年国民年金的收入结构中自缴部分占36.6％，财政补贴占19.8甲o，转自雇员年金的部分占43.6％；以上这三者的比例到1990年变为34.2％、25.0％和41.2％，1995年为37.4％、24.3和38.3％，可见雇员年金转移到国民年金的部分始终占40％左右的份额。这一对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民年金给付的同时，却增加了雇员年金在未来出现支付危机的风险。

 
(三)对日本公共年金制度向基金制或混合制转型的探讨

 
　　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平衡模式不仅有现收现付制，而且还有基金制和混合制两种。基金制以个人收入纵向平衡为其运行的理论基础，即每个劳动者都设立个人帐户，劳动者在就业期间内按月逐年缴费，积累形成养老保险基金。基金风险的承担有两种做法：其一是由劳动者个人承担风险，其养老保险待遇为本人帐户上的累积额及利息；其二是采取基金托管、规定受益的方式，劳动者按事先规定的回报率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混合制是结合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二者的特点而形成的养老保险制度。

 
　　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相比其优点是能够形成庞大的基金积累，预防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使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稳妥的资金保障，并且能通过储蓄效应、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无关；费率比较稳定，不必经常调整；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能避免逃费和代际收入的不平衡转移。目前日本的学者在解决年金支付危机的讨论中比较推崇将公共年金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变成基金制或混合制的办法。但是完全转变为基金制将使日本政府面临独自承担现有老年人的赡养及中年劳动者的部分年份赡养义务的转型成本问题，这是目前财政状况无法承担的重负。而转变为混合制，即对现有老年人仍然实行现收现付制，其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和中年劳动者共同负担；中年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留在现收现付制内或是加入基金制；刚刚开始就业的年轻人则全部加入基金制，实行个人的年金积累。综上分析，混合制能够使日本政府大大减轻自身所承担的转型成本，同时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因此是最可能选择的改革方向。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