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初期，日本的技术水平在许多领域远远不如欧美。为了弥补技术差距，日本利用战后有利的国际条件，走“引进一消化一吸收一创新”的技术进步之路，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几十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所需的技术跨越。到80年代，日本的经济技术全面赶上了主要发达国家，科技竞争力也一度居世界第一，饱享了所谓“后进国的利益”。纵观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灵活的科技政策和产、官、学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技术创新联盟是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之一。

 
一、企业日本技术创新联盟的形成

 
　　50年代日本出现了引进技术的高潮，到了6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由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联盟。1961年日本政府成立了新技术开发事业团，任务是对大学、国立或公立试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调查、汇集，发掘其中的优秀成果，对企业化有困难的成果，由政府委托特定企业进行开发，对开发风险较小、企业有可能进行开发的成果，则由事业团进行开发斡旋等业务。

 
　　进入70年代，随着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国际环境的变化，追赶时代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为了顺应产业技术发展的趋势，日本政府在总结战后经济科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了科技政策，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方针。此后，第二年即1981年，就创设了3项重要的共同研究开发制度，一是科技厅创设的“创造科学技术推进制度”。这项制度旨在贯彻政府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方针，依靠日本科学家自己的力量来探索可成为技术革新之源的科学技术“幼芽”。在组织方式上采用有利于科学家发挥创造能力的、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组织形态，挑选在相应的科技领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作为课题负责人，并授以研究运营的自主权，聘请产、学、官各方面乃至国外的优秀研究人员参加课题，每个课题的研究人员约为20名，研究期限一般以5年为限。二是通产省创设的“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这项制度旨在开拓下一代产业的基础技术，选择那些通过理论和试验已证实有实用化可能性的产业技术课题，组织产、学、官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合作研究(政府向民间企业提供研究开发委托费)，使之达到实用化水平。除科技厅、通产省创设的这两项制度以外，科技厅兼管的理化研究所于1986年创设“新领域研究制度”，其宗旨是超越原来的研究组织体系，组织多种领域的研究者，采取向国外开放的体制，积极发掘可成为21世纪技术革新基础的新知识。三是由日本最高科技决策机构——日本科学技术会议创设的“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它主要是以振兴综合的科学技术为目的，按照有关的政策方针来运用政府的一部分科技预算。这项经费主要用于超越现存的科技体制框架的、跨部门的综合的研究开发，包括推进尖端的、基础的研究，推进需要多个机关开展合作的研究开发，增强产、学、官的有机合作，推进国际共同研究，对需要进行紧急研究的场合作出灵活反应以及实施研究评价和研究开发的调查分析等。以上三项共同研究制度的实施为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日本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特征

 
　　与欧美等国利用军事技术的发展来带动民用科技的发展不同，日本受战败的影响，其科技的发展独立于军事技术，其技术创新联盟具有以下特征：

 
1．日本建立技术创新联盟的根本作用在于促进技术的交流与竞争

 
　　日本政府建立各种各样技术创新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对社会创新体系进行积极的干预，80年代日本的技术创新项目十分丰富，这些技术创新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力的提高，但是它真正的作用在于在公司技术秘密程度日益增加的时期，加强关键技术领域中竞争型企业之间的思想交流并且使其规范化，同时，鼓励企业为了新出现的高技术产品在市场上进行相互竞争，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换句话说，它能够促进分散的公共和民间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并且鼓励在技术手段商业化开发上层开竞争。因此，当政府支持的计划指明了技术开发的整体方向的时候，使独立的企业得以以共有的知识为基础，在彼此展开激烈的竞争的同时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以计算机行业为例，日本政府1981年10月宣布实施第五代计算机项目，目的是为了制造90年代水平的计算机，并且提高日本在计算机领域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该项目由日本的6个主要计算机公司(三菱电机、冲电气、日本电气、东芝、日立和富土通)和东京大学等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联盟来承担。虽然第五代计算机工程并没有产生任何具有商业价值的新计算机系统，但它提高了日本基础研究和应用计算研究的质量，同时训练出一批高水平的计算机研究人员，帮助日本的有关公司开辟了一条向超大、高速计算机系统的产业领域快速发展的新路。在1988年美国对日本的技术调查中，就已经认识到超速计算技术研究方面日本具有的先进性。

 
　　日本的企业技术创新联盟承担的一些项目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提供了一个可供分享技术的蓄水池，为日本企业在广泛的、彼此分离但又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拥有利用前沿性技术思想的便利条件。正是由于技术联盟中的激流与竞争，促使日本的企业制定出成功几率更高的发展规划。

 
2．日本技术创新联盟在组织结构上具有松散性和灵活性

 
　　日本的技术创新联盟的松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遗留产物。政府研究实验室就是按照明治维新时期的模式建立的，中央政府建立为特殊产业服务的特殊研究机构，地方政府建立自己满足当地技术需要的研究机构。对民间企业来说，它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引入、吸收和改进现有技术上，许多企业对与其密切相关的小规模的研究普遍偏爱，采取建立一些小型的实验室或研究科室以获取技术并加以改进。即使大公司能够在技术研究上进行大量投资，许多公司也愿意分别对几个小型研究室投资，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大型研究中心投资。

 
　　这一群小型研究中心使日本的研究体系在进行各类创新时特别有效。由于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系统，研究实验室能够在不同的产业协会之间就某一领域进行合作以开发1出不同类型的混合技术，这在机械学和光电子学等需要技术知识的特殊结合来进行技术开发的特殊领域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基于相同的基础技术而又存在一定竞争性的产业间，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也是很适用的(如电视机和计算机产业的情况)。

 
3．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形成中起着组织协调作用

　　政府推动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联合进行科研攻关是战后日本科研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首先，政府是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推动者。由于技术创新联盟的松散性，要使信息在研究实体间能够有效地流动，是离不开政府(地方和中央)的帮助。日本的企业同其他国家的企业一样都不希望与竞争对手共享技术知识。因而，作为技术创新联盟的组织者，政府的一个作用就是克服信息传播的障碍，促进技术的转移与扩散。

 
　　其次，利用特殊法人的方式对于关系到全局的大型项目进行组织研究开发。所谓“特殊法人”是日本政府为了达到特定的政策目的而设立的研究机构，其研究管理人员来自企业、大学、公共科研机构和政府，主要从事一般企业或研究机构无法独立完成的综合项目研究。特殊法人研究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推进特定科技事业的研究机构如宇宙开发事业团、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等，它们开发能力强，在高、精、尖技术领域具有重要的带头作用，同时也是科研人才培养和技术技能交流最活跃的地方，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面对企业，向民间部门转让。另一类是在大学、国立试验研究机构与民间企业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4．产业协会在技术创新的开发与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日本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产业协会，这些协会自愿组成但极具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协会与政府共同工作，帮助把每一种产业都塑造成一个了解自身的集团——业界。这些协会一方面协助公共的研究实验室将其获得的技术技能传给民间企业，另一方面也组织有公司技术人员参加的技术开发。以造船业协会为例，从1952年起将公司技术人员、大学研究学者和政府研究实验室人员组合在一起来研究造船技术中的主要问题。1952—1971年间，该会设立了9个独立的研究项目，成员企业可以自由使用每一个项目的成果，这些项目不是取代独立的造船商的研究，其目的是绘制出主要的长期创新的进程表，在允许成员公司(企业)在提炼并且运用联合研究成果中层开竞争。

 
5.企业是技术创新联盟的主体

　　在日本技术创新联盟中，长期以来民间企业一直是推动日本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以松下电气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井深大、盛田昭夫为代表的战后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的革新与创造精神正是日本科技发展的最重要又是最基本的投入。日本一位企业家说，如果技术上的发展需要一分努力的话，那么应用开发就需要十分努力，而使它投入批量生产就需要一百分努力。日本科技发展的最有力之处正在于这“一百分努力”，在于这一百分努力的主要承担者——民间企业。

　　从研究开发活动的投入看，日本的研究开发经费的增长速度几乎高于所有国家，其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居世界首位，主要是靠民间企业的贡献，这是与欧美国家相比的日本技术创新联盟的一个明显特征。据统计，日本民间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约占全国支出研究开发费总额的75％。

 
三、借鉴与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战后日本一系列科技开发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技术创新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日本技术创新联盟的运作特点来看，我们得出以下启示。

 
(一)技术创新联盟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组织形式

1．技术创新联盟必须目标明确

　　日本的技术创新联盟多以项目为龙头，组织产、官、学共同参与。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组织了许多技术创新项目。有的非常成功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有的还存在着许多争议，如“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等。为了使产、官、学结合的共同研究开发计划实施得更有成效，有关部门和学者对过去实施的各种计划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总结。经济企划厅在1994年提出的以《战略性的通商政策》为主题的报告中，分析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 (1976—1980)，“超级计算机计划”(1981—1989)、“第五代计算机计划”(1982—1992)三个共同研究开发计划的利弊和经验教训。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曾经说过，“要解决如何发掘创造力的问题，我的方法是建立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科研人员就有了明确技术创新的方向，没有明确的目标，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购入再多先进的实验设备也是徒劳的。

 
2．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联盟中的主体地位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又是技术创新联盟的主体。因为技术创新是一项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活动，企业会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在日本，企业在R&D的投入和执行上都占了最大的比例，而且它是技术知识生产和应用的主要承担者，在日本许多重大创新都是企业作出的，创新者主要是来自生产部门的工程师和车间里的技术工人。

　　技术创新需要很多与产业有关的特定知识，它们是产业技术创新的基础。由于这些知识具有局域性、产业或企业特定的特点，从而是科研院所难以提供的。从基础知识向应用知识的转化需要很多新知识，如工艺、制造方面的知识，只有企业能提供。科技成果要转化为商品，还需要大量的工程化的知识、市场的知识。这些知识常不是书本上有的知识，而是积累在科技人员的大脑里。还需要不断的实践，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投资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因此，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知识生产体系，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3．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促进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为企业间技术创新创造条件

　　日本主管科技政策制定的部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厅，主要是在在开发本国基础研究能力方面发挥作用，通过设立大型项目，主要由像动力反应器和核燃料开发公司等公营公司来完成。科技厅感兴趣的领域主要在核能开发和宇宙太空研究等尖端技术方面。与科技厅相反，通产省更感兴趣的是工业增长而不是国内研究项目的首创性。通产省的方法之一是鼓励和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建立一个适应不同水平的竞技场，为政府设定的有可能达到长期目标的企业提供优惠。因而就研究和开发来说，通产省更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协调和鼓励民营企业的创新工作上，而不是设立大规模的政府基金项目。通产省对研究与创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体系中。这些产业政策体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技术升级，而且是为了扩大技术规模和防止“过度竞争”。比如1956年颁布的《机械产业法》和1958年颁布的《电子产业法》，都提出了政府对研究与开发采取补贴、低息贷款和设备折旧等措施来鼓励投资。

 
　　通产省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的更为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为新的技术信息在日本的竞争企业间快速传播提供了一个渠道。60年代，通产省开始扩展这方面的工作并且使其正规化。1961年出台了一个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合作研究协会并给予这些协会以税收上优惠的政策。可以说，由于通产省从一个长远的、动态的视野出发，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使日本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便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

 
4．发挥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

　　在技术创新联盟中，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作用不仅是生产知识，且其研究的基础设施及与工业的联系也是支持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资产。即他们不仅是生产工业基础知识的主体，而且也是新方法、新手段和有价值的技能源泉。他们是重要的知识库和人才库。企业也不同程度上开展自己的基础研究，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要生产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要掌握该领域的发展动态，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以抓住新出现的商业机会。企业可以通过文献和专利，获得关于新的科学发现的信息，新仪器、新方法所包涵的知识，并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知识库和科学技术网络。日本的基础研究之所以被认为要落后其应用研究，就是由于其承担基础研究任务的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较为落后。如前所述，日本70％以上的研究开发经费都是由企业投入的，日本的这种科研费用结构在技术追赶阶段是有成效的，但在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官低民高”的经费结构又导致日本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自主开发缺乏后劲，与美国科技差距再次拉大。借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这是由于基础研究对一国竞争力的影响是长期的。#p#分页标题#e#

 
(二)加强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开发，鼓励企业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

 
　　战后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普遍建立在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基础上的，通过广泛引进与吸收，奠定完整的新技术基础。引进的技术中，既有欧美各国战前已经发展的工业技术，也有当时欧美应用成功的最新技术，还有已经完成实验而尚未在生产中应用或未实现商业化的技术，以至引进正在实验中的技术，从而使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先进工业技术体系的广泛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并不是将这些引进的技术，一般性地应用到生产中去制造产品，而是吸收与创新相结合，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深层次开发，在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融入新的思想，追加创造性的劳动，也就是对引进技术采用“反求工程”。所谓“反求工程”就是对引进的外国产品、设备进行全面的解剖和分析，研究其结构造型、功能原理、工艺材料及有关参数等，并通过现代的科学测试、测绘方法，了解掌握其关键性的技术问题，然后从本国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改进乃至创新，研制出具有本国特色的产品、设备。

 
　　“反求工程”的实质是，利用秘密技术“物化”成的有形成果，反过来探求其技术的秘密。这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的方法。世界著名电子企业索尼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性地将从美国引进的晶体管技术用于民用产品开发，成功地制造出世界最高质量的晶体管收音机，就是突出的例子。机器人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也同样能证明这一点。1968年川崎重工业公司与美国的尤尼梅申公司进行合作，机器人技术开始传人日本。1970年日本研制出第一台国产机器人。随后经过一系列的创新与开发努力，最高水平的机器人已成为今天日本的专利，日本因此成为世界上机器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日本技术引进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进口的技术之所以能够被转化为工业增长的力量，是因为它同本国的改革创新相结合，引入的技术是本国研究和开发的一个补充物，而不是替代物。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