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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外汇管理的主要特征是鼓励资本流入，阻止资本流出；而发达国家外汇管理的特征主要是鼓励资本流出，阻止资本流入。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也曾经是发展中国家。这表明，资本流动方向转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经步骤 (虽然不是一次性的)。另外，从理论上看，通过资本输出平衡国际收支顺差风险较小，而且能带来经常账户的投资收益；直接对外投资还能带动出口，所以，外汇富裕的国家均选择鼓励资本输出的政策。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带来了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经济过程本身向我们提出了资本输出的要求。

 
一、台湾资本流动管理转向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外汇短缺严重，但70年代后，储备增长很快，80--90年代储备更出现了高速增长(见表1)。但出于政治的需要，台湾当局一直将外汇看的非常重要，甚至在外汇非常充裕的80年代，报纸上的一些文章仍然提及外汇的宝贵。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1988)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英文名字——“economic jet lag”(经济时差综合症)。由于这种时差综合症的作用，台湾迟迟未能扭转外汇管理的目标，直到外汇储备的增长给经济和政治都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国际关系上，美国威胁对台动用301法案迫使台币升值；在岛内，外汇储备增加带来货币供给扩张，1986年和1987年，台湾货币供给增长率分别高达51.4％和37.8％，货币政策面临考验。在各种问题暴发出来之后，台湾当局才慌忙出台减少外汇储备的管理政策。

 
　　在内外压力下，台湾当局从1985年底开始实施台币对美元逐步小幅度升值的策略，1985年从1：39.85升值到1：38.07；1986年5月，台湾又修改外汇管理法，试图逐步放开外汇管理，1986年底又将台币升值到1：35.50。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储备的增长趋势，反而推动了储备的增长，因为国外游资预期台币还会升值，大举进军台湾，1987年仅涌入台湾的长期资本就达70亿美元，1986-1987年美元涌入的高峰时期，台湾银行收兑美元现钞，每天达100万，而且持续了半年之久，资本项目的顺差大幅度增加。迫于压力，台湾当局只好于1987年7月全面放开外汇管制，彻底改变其外汇管理的目标，转向全面鼓励资本输出政策。并在一年内两次较大幅度地升值(年底达1：28.55)，使1988年和1989年的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

 
　　但由于台币大幅度升值(1986—1988年新台币升值46％)，导致岛内生产成本激增，出口受阻，许多企业面临利润下降，甚至无钱可赚的境地，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仅1988年，台湾制造业就有1364家工厂因台币升值而倒闭，比1987年增加638家。台币升值一方面导致企业倒闭，银行坏账增加；另一方面吸引大量游资流入岛内，充斥股票及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飞涨，从两个方面造成金融体系的动荡。股市及地下经济的膨胀反过来又造成企业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经济效益差、出口竞争力大减的恶果。再加上各种劳资纠纷不断，环境保护运动迭起，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行政当局政风败坏，这一切促使企业界对岛内投资热情大减。据台湾《天下》杂志1992年对1000个企业经理的心理调查，仅30％的厂商愿意继续在岛内投资，88％的厂商想到东南亚或大陆投资。加大和加快资本输出成了全岛的一致意见，资本输出犹如破堤的洪水。

 
二、台湾资本流动转向时期的管理

　　1987年以后，台湾当局几乎在国际收支的所有项目上和管理上都开始政策转向，资本项目也不例外，不仅全面放开，而且大力鼓励输出，具体措施如下：

 
1.鼓励工商业对外直接投资

　　为了鼓励工商业的直接投资，台湾出台了多项措施。(1)放宽境外直接投资的限制。1987年1月2日、1989年2月7日先后两次修改《对外投资及技术合作审核处理办法》，降低对外投资公司的实收资本，从5000万新台币降低至2000万新台币；负债比例由不得超过200％，提高到300％。原规定广商流动资金比率要高于200％，前三年平均营业获利率达5％，资本获利率达10％等要求一律取消(这些放宽措施旨在鼓励中小企业和在岛内经营较差的公司也能到海外投资)。(2)实施一系列财政金融优惠政策。财政部制定的《奖励对外投资事业适用范围及辅导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免征营业税3或4年；对外投资或技术合作获取外汇汇回时，不受《民间汇入款项结汇办法》限制；台湾当局从1988年开始设立了10亿美元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2亿美元的“投资国外公司贷款基金”，并积极参与西方国家20亿美元的多国合作计划。为对外投资厂商提供贷款和保险。(3)放开汇出款的限制。1987年7月15日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允许个人和公司向外汇款500万美元。台湾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1959—1987年，台湾“投审会”核准的对外投资共296万件，平均投资额只有126.55美元，可见，500万美元实际等于流动资金不受限制。通过多项放开和鼓励政策，台湾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统计，仅1987年一年的对外投资金额等于前38年对外投资总额的20％，李宏硕(1993)和范爱军(1995)两人认为，1987年年初至1991年3月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5.5亿美元。而台湾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刘泰英认为，仅1988年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约有30亿美元。中涛(1989)认为实际超过30亿美元。

 
2.放开金融业的对外投资

 
　　台湾金融业的资本输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离岸业务的发展。最初，开展离岸业务的自的不是为了输出资本，而是为了扩大金融业务和得到外资，但后来实际上成为银行资本的输出形式。1988年以后，离岸业务有较大发展，至1992年，已有35家开展离岸业务的分支机构。二是鼓励一般银行增设境外分支机构。1989年7月台湾实施《银行法修正案》，放宽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至1993年4月，岛内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达60处，遍布美欧亚非洲的各大都市，其中有1／2是分行，其余为办事处。邓利娟(1993)认为，银行业在台海外投资行业中后来居上，80年代末期起，投资迅速增加，从1989年的1.72亿美元，升至1990年的4.98亿美元，占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至32.11％，超过电子电器行业而居对外投资行业的首位，1991年和1992年，投资额有所下降，所占比重为24.37％和34.42％，仍居第一。

 
3.间接投资的开放

 
　　1986年1月起，台湾财金局陆续同意台湾银行、中央信托局等五家国有金融机构发行TDB(信托凭证)投资境外证券。1987年7月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台湾各种金融机构可运用其外汇资金投资于国外各种生利资产或外汇买卖；居民允许自由运用手持外汇，既可存放国外银行，也可购买国外的各种证券。此时，国际共同基金应运而生，各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大显神通，台湾短期资本如决堤之水，大量涌出，形成了海外投资高潮。据原台湾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刘泰英估计，仅1988年台湾外流资金有100亿美元以上，间接对外投资约70亿美元(中涛1989)。

 
4.限制资本流入的措施

　　为了限制大量游资进入，台湾当局也曾采取了限制资本流入的政策，如1987年的《外汇管理条例》中规定，年满20岁的成年人，每人汇入款限额为5万美元(而汇出款限额为500万美元)。直到1989年4月放宽为100万美元。

　　至于台湾资本输出的统计数字由于资料来源不同，数额相差很大。有人依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公布的数字(不包括未经核准的投资数额)；有人依据银行统计的资本输出(只包括其汇出的金额，未包括用设备的投入)。而有些学者则将投入地的统计相加，所得数字较大。章子介(1991)认为，“1986年台湾对外投资额仅0.66亿美元，1987年增至7.04亿美元，大致与当年外资的流入量相当。1988年剧增至41.2亿美元……首次超过外资的投入，出现了资本净输出。到1989年，台湾全年的对外投资额高达82.41亿美元。进入90年代后，台湾资金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仅1990年1至7月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即达8.34亿美元，为前年同期的3.6倍。到1990年8月底，台湾的资金外流规模已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据此，不少专家估计，1990年台湾的资金外流量达到120—150亿美元。”奚力旋(1992)则认为，从1988年至1990年台湾对外投资达160亿美元，而仅1989年就有70亿美元。

 
三、日本资本流动管理转向的背景及过程

　　战后日本的外汇管理一向以严格著称，外汇管理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绝无仅有。1949年制定的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和1950年的外资法，与台湾一样，力图增加外汇收入。20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资本短缺，因此，对资本流出的申请进行严格审查，几乎都不予批准。在1964年加入经合组织以后，对国内资金的流出推行了“原则禁止、个别情况批准”的制度，对外汇指定银行买入外汇的数额、国内居民的外币存款和国内居民购买外国证券的数量等仍加以限制。1965年后，日本对外贸易出现长期顺差，外汇资金充裕，国内资金有余。1968年由于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对美元的低估程度不断加大，导致日本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加。1971年5月西德马克开始浮动，这导致了日元浮动的预期，大量短期资本迅速流入日本，国家外汇储备从1970年底的44亿美元升至1971年底的79亿美元。从尼克松政府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黄金兑换到8月27日日元实行浮动汇率，短短的11天，短期资本以贸易预付款的形式流入40亿美元。8月18日，日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冻结了外汇银行的短期债务；8月28日，对非居民手持日元实行上限限制。这两项严厉的措施使套期保值和一些正常的对外贸易都无法进行了。日元实行浮动后，日本政府担心因升值而导致经济衰退，错误地实行了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了1972年上半年的恶性通胀(Mitsuhiro Fukao，2002)。接踵而来的石油冲击，使这次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1976年。另外，与台湾一样，日本从60年代中期后，也出现了工资大幅度持续上涨，推动了日本的对外投资。

　　1972年后，日本开始加快了长期资本的输出，1972年的输出额是1971年的4倍还多(44.9亿美元)。1973年在1972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多（97.5亿美元)。由于大量资本输出及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银行的货币供给没有再给经济造成压力，甚至出现了紧缩的现象。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货币供给增长一直低于15％，这为日本的出口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使日本经济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增长。可见，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外汇管理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其中，资本输出的管理政策功不可没。

 
四、日本资本流动转向的管理

 
　　从时间过程看，自1969年10月1日开始到1978年4月1日，日本政府在促进对外投资方面先后采取了五次改进措施。其后于1980年12月1月修改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1984年4月修改了《关于外汇管理的省令》最终完全开放了资本项目。此外，还有其他促进资本输出的政策，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1.放宽向外国法人(指对外投资的日本独资或合资企业)投资贷款的管理

 
　　1969年10月1日、1970年9月1日、1971年7月1日、1972年6月8日、1978年4月1日、1980年12月1日，通过六次修改对外投资法规，逐步放宽向外国法人投资，直到完全放开。

 
2.对企业海外分公司建立和扩大所必须资金支付的放宽

 
    1970年12月5日规定：除特殊场合外，汇款额的自由化限定在一个企业相当于100万美元以下，在此限度内的汇款均为日本银行的自动批准额。1976年7月1日放宽为：废除汇款限度额的规定，其中只对不属于自由化对象的海外分公司等实行原有的规定。1980年12月1日又放宽为：对向海外分公司的所有汇款，只要实行事前向日本银行申报即可。

 
3.获得海外不动产政策的放宽

 
　　1971年7月1日规定：只要日本居民按实际需要获得不动产，就视为日本银行的自动批准。但1972年6月8日又废除了按实际需要的原则。1974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又恢复了实际需要的原则。1977年6月27日取消实际需要的原则，原则上实行自由化。1980年12月1日规定，不需要批准和申报，完全自由决定。

 
4.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措施

　　(1)通过日本进出口银行对海外投资企业融资。(2)成立促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官民联合投资机构。主要有日本东盟投资公司和日本国际发展组织，其中日本东盟投资公司1981年由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137家成员公司联合出资成立，到1990年7月投资资金已达716亿日元。主要是把它的资金作为风险企业资本，投入到东盟成员国中没被列为重点开发计划的企业，以支特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增长。(3)建立分担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保险体制，为海外投资提供保险。

 
5.间接投资的政策

 
　　1970年4月，政府开始允许日本共同基金在限额内购买外国证券；1971年2月准许保险公司在限额内购买外国证券；5月日本废除了外汇集中制，普通日本居民可以自己持有外汇。但居民持有的外汇只能存入日本金融当局规定的特别账户，并收取极高的存款准备金，银行因此不付利息或者只支付很少的利息。8月，同时取消对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购买限额；1975年，取消了购买外国债券的限制；1977年，允许日本外汇银行更自由地从事国外贷款；1978年，在原有的居民外汇存款账户基础上，又新设立了居民外币存款账户和个人外币存款海外账户，允许日本居民、法人和公司把用日元购买的相当于300万日元的外汇存入国内的外汇银行和海外金融机构；1980年，允许自由从事国内外外汇借贷活动；日本居民在日本银行的存款可以自由地兑换成外汇；日本企业可以自由到国外存款。1984年日本的外汇管理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取消了对日元兑换外币存入外汇存款账户的数量限制，日元与外币间的兑换可以无限制地进行。

 
6.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

 
　　在对待外资的政策上，日本与我国的政策完全不同，从50年代起，日本就限制直接投资的进入，60和70年代表面上高喊自由化，但实际上进行种种限制，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进入仍设置层层障碍。另外，日本的金融市场一直设置进入限制，最终在西方各国的压力下于1984年年底才被迫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而这种保守的政策对减少外资的冲击，缓解储备增长的压力具有特别的意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放宽和鼓励政策，日本资本输出得到长足发展。1977年对外证券投资达117.18亿美元，首次成为长期资本输出的主要内容。到1986年，对外证券投资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创纪录的1019.77亿美元，占长期资本输出的比例，也高达前所未有的77.2％；相比之下，直接投资、借款和出口信贷所占的比例则分别下降为11％，7.0％和1.4％。从整个情况看，1980—1987年日本长期资本输出额共为4970.18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为3185.59亿美元，占64.1％；借款为717.83亿美元，占14.4％；直接投资为618.47亿美元，占12.4％；出口信贷为194.0l亿美元，占3.9％；其它为254.28亿美元，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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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湾和日本资本输出管理的经验和教训

　　从台湾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累积到一定程度，经常账户与资本项目将同时出现顺差。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口能力由于长期的努力而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水平，经常账户开始出现顺差的突增；另一方面，由于对升值的预期和对该经济体经济实力和货币信誉的认同，又使长期和短期的资本大量流入，资本项目顺差突增，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而这种突然地增长必然使经济体面临境内的货币超额供给和境外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也就是说，资本输出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要求。从管理办法的演变过程看，台湾和日本的经济有几个共同的特点：(1)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采取严厉的外汇管理，而且都没有及时地调整而导致货币供给的过多。(2)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之后，都出现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美国对他们都使用了较严厉的手段，迫使其升值。(3)台湾和日本都在储备大幅度增加之后，出现本币的大幅度升值。而升值之后，由于J曲线效应，造成了储备的进一步增加。(4)在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之前和增长期间都实行固定汇率制。(5)都出现了工资大幅度上涨，企业成本大幅度提高的问题。不同点是日本放开资本项目的过渡时间较长，从1969年算起至1984年长达15年，而台湾从1986到1989年前后不过三年。另外，日本虽然早在1971年就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但外汇管制一直持续到1980年，而完全的自由兑换直到1984年年底才实现，间隔13年。而台湾从浮动到解除外汇管制时间间隔不到2年(1985—1987年)。所以，台湾的开放过程显的比较匆忙，慌乱，而日本相对较为平稳。

　　从台湾和日本的资本流动管理变动的过程看，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1.汇率浮动与资本项目管理放开不宜同时进行

　　由前述过程可知，汇率浮动之前会有大量套利资本流入，使储备增长进一步加快，货币供给压力进一步增大。从日本的情况看，日元1971年开始浮动，但此时日本的外汇流入管理较严且实行限制外来直接投资的政策，流入的资本主要是本国企业的出口预付款(套利资本)，因而影响相对较小；而台湾从1986年开始资本流动的放开，与浮动升值几乎同步，不仅是企业的预付款，还有大量的贸易信贷和个人携带现钞流入，导致极大的压力。可见，汇率浮动与资本项目管理放开不能同时进行；在浮动汇率实行之后，若能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持续保留一段较长时间，效果更好。

 
2.逐步升值政策与资本流动管理形式要配套

　　台湾试图采用台币逐步升值来缓解压力，结果，导致升值的预期，大量短期外资入境套利，使储备进一步增加。台湾当局虽然也规定汇入的外汇不能超过5万美元，但对携带和持有外汇结汇没有限制；另一方面，台湾的资本输出从1987年7月才完全开放，从开放到流出达到一定的规模通常需要1--2年时间，从前面的叙述可知，由于台湾对外资流入的限制较少，资本项目直到1988年才开始出现逆差，而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政策则是在1989年以后才开始实施。资本流出的政策实施过迟。逐步升值的政策没有与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相配套，导致混乱的局面。这表明，如果采取逐步升值的政策，则应加强限制流入的措施，鼓励资本流出，基本原则应该是“宽出严进”，以保证升值过程的平稳。从我国情况看，为减少储备对货币供给的压力，当前的资本项目管理应该进一步放开输出的管制，而加强阻止输入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政策的制订应该根据经济的条件和形势，不应泛泛谈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3.提前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方向作出调整

　　汇率浮动后继续实施外汇管理，有利于汇率的稳定。但此时的外汇管理绝不是为了增加外汇收入，而是减少国际收支的顺差，当然也包括资本项目的顺差。而要使减少资本项目顺差的政策在必要的时间里见效，必须提前实施。台湾和日本的经验都表明，应根据资本流动的信息，尽早放松资本流出，才能缓解可能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压力。而台湾和日本都未能提前规划，做好政策准备，临时决策，慌乱出错，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1971年浮动汇率实行前夕，日本首相面对市场的变化甚至不知所措，只好以度假为借口回避决策(林直道1986)。我国应吸取这些教训，尽快制订对应的策略。

 
4.分清不同政策的作用时间和范围

　　台湾和日本的共同经验表明，即使升值，也不能立即减少外汇储备，通常在两年甚至三年后，升值政策才能见效。另外，升值还有短期的负作用。所以，不能将减少储备压力完全寄托在升值上，要尽最大努力鼓励资本输出和大量进口储备物资及黄金，冲减升值见效前几年的经济压力。

 
5.缓解升值压力需要多管齐下

　　因为各种减少顺差的政策都要有一定的时滞，而且每一种政策所能减少的顺差量有限，所以，必须所有政策一起上马，合成的力量才能形成宏观的效果。但由于目前国际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居高不下，使我国的进口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工资还没有上升，企业在国际上的技术竞争力不强，鼓励输出在短期内难以见效，因此，目前我国减少储备的渠道只能是对外证券投资。因此，尽早开放和鼓励对外证券投资。待时机成熟，以进口石油和黄金做配合协调。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