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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的膨胀与破灭，使日本国民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使日本经济摆脱低迷状态，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制订了一系列的经济复苏和产业振兴计划，强调从区域集聚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角度促进产业集聚的产业孵化功能，加强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在经济复苏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日本的各城市间形成了相对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即各核心城市根据自身的基础和特色，承担不同的职能，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发挥出了集聚优势。可以看出，促使日本大中小城市间联动发展的核心是各都市经济圈产业间的联动发展，这一过程表现出区域性、民间性和桥梁作用，城市群创新必须走实体道路。

 

一、生产率和经济发展

 

（一）决定生产率高低的主原因素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一个国家的兴旺与衰落？这是一个宏大的科研题目，并不是一个研究者所能承担的课题。古埃及消亡了，古希腊消亡了，古罗马帝国和盛唐也已经消亡了。领导近代世界经济近一个世纪的西欧也没落了。可以预料现在正在称霸世界的美国，也会毫无例外地遭到这样的命运。决定这种历史性兴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生产率。生产率的概念有许多种，但一般说来就是收益对费用的比率。一国的兴衰，就是由生产率的差异，即一国和其他地域的相对生产率的差异所决定的。而决定一国生产率高低的主原因素，又是自然条件和人。

 

所谓自然条件，包括气候、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等等，这些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是不说自明的；而人对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是最根本的，其中作为直接原因的有技术、产业结构和集聚能力等，作为间接原因的有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这些原因当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生作用。首先，技术对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作用自不必说，本文不再赘述。

 

第二，关于产业结构对生产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要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移到生产率高的产业，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率得到提高。第三，关于集聚能力对生产率的意义，也就是“城市的集聚能力使生产率提高”。在工业化时代，是“产业创造城市”，相对的，在服务经济化时代，是“城市创造产业”。对于中国而言，提高服务的重要性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最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对生产率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原因素。

 

（二）经济发展和主导产业、战略性生产要素的关系

 

从上述决定生产率高低的原因可以看出，主导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农业向工业转化，而今后，预测要从工业向知识性服务产业转化，与此同时，战略性生产要素（对于在那个时代的生产来说，相对稀缺的资源），从土地向资本转化，预测今后要从资本转向知识性劳动。即在人类的劳动之中，能够被机器取代的劳动的价值将会激减，机器所不能替代的劳动，即知识性劳动将越来越重要。随着这种变化，社会的主导者（即持有对于社会决策最大影响力的人）、社会制度也将发生变化。这种战略生产要素的思想，在考虑产业结构时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三）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一般倾向性

 

产业结构对生产率的高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可以从“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问题得到理解。经济发展，也可以从文化的、社会的层面来理解。但在这里，只是单纯将经济发展看成是人均收入的增多。人均收入比较容易掌握，并且假设从经济的观点只能选择一个指标的话，这个指标是最合适的。根据人均收入，可以恰当把握经济发展的倾向性。另一方面，所谓产业结构，是指某一个产业生产额占全部产业生产额的比重。通常，这个结构性比例用就业人数或生产总额来测量。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关系有4种情况：Petty＝clark法则（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从第1次产业向第2、3次产业转移）、Hoffmann法则（即随着经济发展，从轻工业向重化学工业转移）、机械工业化（即随着经济发展，从原材料消耗型、装置型工业向加工组装型工业转移）和服务经济化（即随着经济发展，从生产物质产品的产业向服务型产业转移）。

 

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部门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经济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的移动。在经济力的移动之中，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所有生产要素的移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资本和劳动力。也就是说，在产业革命之后的近代经济发展阶段是工业化阶段，为了实现工业化，使资本和劳动力从农业农村移向工业城市，从而实现了原始积累。正是由于使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才使经济发展得以实现。这就是产业结构的变革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农业的资产转向工业的手段，不仅仅是对农业的特别课税，还对维持城市劳动者生活用品的农产品实施了低价格政策。在这种原始积累过程中，既有资本主义的方法，也有社会主义的方法。其中依靠对农业的特别课税、农产品的低价格政策、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生产要素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日本和中国是相同的

 

但是，这样的政策造成了农民、农业、农村的贫穷和衰退。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重化学工业化时代）如何防止农业部门的衰退，也就是如何缩小农工间收入的差距。这里面包括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为了维持农民的生活在一定水平上，对农业部门有必要给予一定的补助。第二，为了使获得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的产品能够顺利销售，有必要提高农民的购买力。这两方面都能实现是通向先进国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但这里面的问题是，如何在尽量减少社会混乱的同时，完成这两方面的工作，这就有必要实施与那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价值观相适应的政策。

 

工业化的下一个时代是服务经济化，现在的国际竞争几乎都是和服务经济化有关的竞争。和物品（机械）相比，使用方法（软件）更为重要。这种状况，只要看看计算机就可以理解了。工业的国际竞争，是技术开发的竞争。但是技术开发不是由生产物品的产业进行的，而是在服务型产业进行的。掌握关键的是知识性资产，所以专利机构、大学、研究机关就变成重要部门，作为它们基础的教育也就变得更重要。将要到来的倾向性时代很可能是“循环经济化时代”。人类要维持生存，在世界范围内很有必要开发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如果循环经济时代能够到来，那么农业就会一改迄今为止在工业化时代的衰退倾向，而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明朗的未来。

 

二、日本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概观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到1955年，为战后10年间的“经济复兴期”，其后接踵而来的是“高速成长期”、“中速成长期”和“失去的10年”，现在终于从失去的10年中挣脱出来，步入新的成长轨道。

 

战后复兴期，为了改善失业和粮食不足的状况，日本采取“倾斜生产政策”来重建由于战争而毁灭的产业。所谓倾斜生产方式，是以允许输入的铁矿石和日本藏量较为丰富的煤炭为中心，集中投资于钢铁、煤炭、化学等基础材料型工业的生产方式。这种倾斜生产方式构筑了日本机械工业的基础，而且，由于化学肥料的生产又带来了粮食的大幅度增产。

 

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高度成长期，当时制定了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在10年间使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的计划）。实际执行结果比预定提前完成计划。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DP约用6年时间，实际人均国民收入用7年时间实现倍增计划。在这期间，日本建设了新干线、高速公路、举办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大阪国际博览会，国民真正感受到生活丰裕起来了。

 

但是，由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的高速成长期结束了，一时间还出现了负增长。其后，日本实施以减量经营为核心的合理化政策，回复了经济效率，转化为5％左右的中速成长期。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尽管日本多方寻求“日本型”经济运营模式的变革，也没能采用有效的经济政策，大量不良债权产生的同时，日本陷入了通货紧缩和低成长的“失去的10年”之中。

 

总结战后日本经济成长的原因，从国内原因来看，有日本人自身的勤勉性和由于旺盛的储蓄倾向所支撑的活跃的投资、生产年龄的人口的充分的供应；从国际原因来说，有由于自由贸易制度而带来的原材料、能源的价格的稳定、由于美苏对立，日本在美国保护伞下在军费上投入很少，能够从美国输入大量先进技术等等。在这些原因之上，还要加上日本国内制度方面的原因（即经济民主化、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民主化等），以及政策上的成功（正确的预见世界需求动向，并诱导工商业按世界需求动向投资等）。此外，治理公害、充实社会基础设施、医疗、福利、年金等社会保障政策也比较成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劳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对抗的，但在六十年代之后协调变成主流，这一点对经济成长有相当大的贡献。

 

（二）从1次产业向2、3#p#分页标题#e#次产业的转化

 

那么，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一般倾向性在日本是如何表现的呢？首先，Petty＝Clark法则在日本突出的表现出来了。特别在高度成长期可以看到产业结构的激变。如果进行更长期的、更大的产业分类的话，可以明显看到农业的减少，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产业结构的逆转：工业大幅度下降了，商业也开始停滞，只有服务业增加。

 

     一般来说，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第1次产业的就业人数越少，第3次产业就业人数越多。关于第2次产业，其构成比达到30％左右，就会发生逆转，开始减少，由于这种变化，可以进一步提高收入，日本已经到达了这样的阶段。

 

　 （三）重化学工业化和机械化

 

在日本的重化学工业化（Hoffmann法则）和机械化（组装加工型工业化）的倾向性也是存在的。日本的重化学工业化从1920年开始到1945年急速进行。机械化从1950年开始到现在持续进行。在日本，服务经济化现在正在进行中，这种倾向也是存在的。

 

二、经济发展和集聚力

 

（一）富裕的社会和城市的集聚

 

作为生产率的规定原因，现在极为重要的因素是“集聚力”。工厂大幅度的降低产品平均成本，可达成“规模经济”。此种效果，从工厂、事务所等小型生产单位扩展到伴随着近代市场发展而来的企业、产业等各生产领域。服务经济化的“规模经济”，是伴随着需求动向的敏感性，超越生产的范围，扩大到消费活动的领域，并最终涉及到全部私有部门。并且，随着政府的作用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加重，服务经济化不仅涉及到私有部门，也涉及到公共部门。这样的“规模经济”产生于包含着生产与消费、私有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全体经济活动”，即所谓的“城市集聚的经济性”。

 

从城市集聚的经济性中产生的力量，即集聚力，是兼具“特殊性”和“多样性”两个特点的。特殊性是高度专业化的能力，多样性是适应多种需要的能力。现在“富足的社会”，从产业角度上来看，具备这两个特点，可以兼顾新产品的开发和获取商业机会；从生活角度上来看，人们需要能同时提供这两个特点的服务场所。人们的需求向服务特殊化、多样化转变。现在生活的富足，不再是仅仅追求收入的增加，而是需要商场、剧院等城市化的服务，从“物质的富足”转移到“心灵的富足”。这种变化，在日本，大约发生在30年前，即1975年左右。这种倾向，今后将发展为追求“更加富足的社会”。兼具特殊性和多样性是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时代，首先是建立工业联合企业，其后是建立关联产业集聚的城市，即“产业创造城市”的时代。但是，服务经济化时代，是创造兼具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城市，创造能产生新的附加价值、能集聚人材的商业机会，即“城市创造产业”的时代。

 

这与在经济发展中“战略性生产要素”的变迁有密切关系。如表1所示，近代以前，农业为主要产业，其战略性生产要素是土地，拥有土地的地主就拥有社会权力。近代工业化时代，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资本家拥有社会权力。服务经济化时代及“更加富足的社会”时代，对于知识性服务业及尖端产业，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是知识·信息·知识性财产，所以“知识价值社会”里，知识分子拥有社会地位和权力。

 

知识的生产，与以往的农产品和工业制品的“物”的生产相比，更应该具备特殊性和多样性。城市的集聚力，是通过“范围经济性”（同一种生产要素，用于多种用途，通过扩大生产品的范围而提高生产率）和“网状经济性”（通过结合生产主体的多样性，提高生产率）而提高生产率。总之，通过特殊化处理，以少量成本转换于其他用途。这种柔性化，通过与人的接触、与网络的接触，结合其他的多样化能力，生成新的附加价值。如果不具备这样的集聚力，实现城市规模化是困难的。而且，这些生产要素，不是“自然”和“物品”，而是人的因素。具备这样特性的人材，才是现在富足的“城市”。

 

（二）城市能提高生产率并创造产业

 

如上所述，可得出结论：现代城市的集聚力能提高生产率并创造产业。

 

城市集聚力能提高生产率的理论是建立在土地、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备的基础上，单纯的城市集聚力增大并不能提高生产率。首先要考虑的是，东京人均收入是较高的，这可以认为是生产率较高的证据。但是，东京的高学历人才很多、大企业很多、管理职位很多、高工资的金融保险业也很多，如果认为东京高收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城市集聚力较强，也许可以认为是学历、企业规模、职业、产业结构的原因造成的。其次，除去工资差别的微观原因（性别、年龄、学历）和宏观原因（产业、职业、企业规模）来考虑日本都道府县的津贴收入问题，还是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津贴收入较高，所以可以认为：都道府县的规模越大，津贴收入越高。即都道府县的规模与津贴收入的关系是正相关。因此，从收入差距可以预见到城市集聚力能提高生产率。

 

但是，由于收入差距会造成劳动力转移，所以并不会形成极端的差距。因此，要关注不会转移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及建筑等。在日本，根据2004年地价报告，全国商业最高地价是东京市区内，2100万日元每平米。笔者曾居住过的山口市，最高地价为19万日元每平米，两者相差达110倍之多。地价高则收益（在此块土地上预计获得的收益）高，如果生产率不高就无法带来高的收益。在此重要的一点是，与土地的土壤、土质等本身因素相比，城市的生产率更能反映土地的布局差异。东京的土地收益和地价奇高，正是因为特殊性、多样性的服务经济化土地布局。因此，土地收益及地价可以认为是反映城市集聚力的指标。

 

把办公室费用作为城市集聚力的指标来考虑，如今的日本，随着城市规模达到300万人以上的程度，城市集聚力在直线上升，之后会缓慢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对于地价和住宅租金是同样适用的。因此，也有人认为，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不适宜人们居住。但从产业角度来看，其集聚力的价值和优点还是巨大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明日本人口及企业集聚在大都市的这种现状的原因。

 

在服务经济化时代，城市集聚力变得重要，城市可以创造产业。确实，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可以预见到这里将成为产业兴旺的就业集中地区。城市规模越大，新服务业及占地布局、多样性越活跃。因此，现在的城市应该可以创造产业。

 

四、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价值观

 

技术、产业结构、集聚力等因素，确实对生产率的高低有直接的影响。而社会制度、价值观，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却是间接的、长期的影响。

 

例如，作为一种制度，战后日本的宪法对其他法律、全社会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使其成为优先于军备向产业投资的思想基础。另外，以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是日本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本的人权，是连国家权力都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宪法上明文承认的权利。在日本宪法中规定，公民有思想·表现的自由权、每个人都有受同等待遇的平等权、有健康的文明的生活的生存权、有参加国家政治和自治体的选举权、有由于国家或自治体的行为而蒙受损害，对国家或自治体的索赔权。但是，对于这些权利并不是无限制的、无条件的予以承认的，而是以不侵犯“公共利益”为限的。

 

再如，日本经济成长的负面效应是产生了公害。但是，日本在治理公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这是WTO（世界贸易组织）也承认的事实。而支持治理公害的是以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社会保障（生活保障、残疾人保障、医疗·护理·年金等保障）逐步的完备与充实，基本人权也是它的基石。

 

此外，前述的战后日本的经济民主化，包括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民主等内容，都是旨在缩小经济中的强者（大地主、大企业家、经营管理者）和弱者（佃农、中小企业者、劳动者）的差距，从而有效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措施，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性措施，可能也就没有日本的经济成长。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