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90年代被称为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毋庸多说,“失去10年”的原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的发生期间。泡沫经济时期企业和居民相信土地价格永远上涨的“土地神话”,结果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同时膨胀,土地神话的破灭使得资产和负债情况严重受损,地价的下跌直接打击了信用风险最集中的银行部门,动摇和破坏了日本经济信用体系的根基。资产和负债的严重受损、信用体系的破坏是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说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萧条的直接原因,我们首先通过一些经济指标概括一下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10年”中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其次介绍为了打破经济的萧条这10年里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再次分析这些政策没有奏效的原因,接着再谈一下呆坏账处理滞后的问题和它所带来的影响,最后简要地概括一下今后能够长期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结构问题。
一、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的实际GDP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平均为10%。70年代和80年代,除了受石油危机影响的1974年外,实际GDP增长率也大约为4%左右。在整个90年代中,把1995年度和19%年度的没有实感的景气恢复两年作为例外,零增长是10年来日本经济发展的基调,特别是1997年度和1998年度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创出了日本经济在战后发展中的一大记录。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度和1996年度公共投资大幅增加,政府部门的债务累计金额急剧上升,1998年底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累计金额之和已经达到名义GDP的120%。从国际上来看,日本财政的这种债务状况已经到了异常的程度,这使得日本国民对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和不安。如果考察金融指标的话,日本经济的脆弱性就更加明显了。1992年以后实行金融缓和政策,日本的长期利率下降。1995年以后短期利率已经降低到1%以下的水准。1999年4月之后日本银行下了决心实行零利率的无担保活期贷款政策,2000年8月解除了零利率政策,但利率依然持续停留在历史上最低的状态上。长期利率也长期停留在历史上的很低水平上。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脆弱性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政府债务累计增多使得进一步施展经济对策的余地越来越小,同时也增加了利率急剧上升和日元贬值的危险性。日本经济处于低利率时期,这意味着实际上金融政策已经没有了操作余地。资产负债表中高高堆积起来的负债增加了企业和家庭破产的风险,增加了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二、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政策
泡沫经济破灭时日本政府对于资产价格的下跌可能带来哪些影响找不到什么新的判断基准,迫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又必须尽快拿出对策,结果只能照搬过去经济不景气时所常用的凯恩斯经济政策。
1992年8月发表的综合经济对策就是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定的。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一次性的财政支出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重新回到自发的增长轨道上来。当时政府内外许多人都认为资产价格的下跌是暂时的。但是在1992年的经济对策实施后,经济状况也没有转好,为了防止脆弱的经济进一步下滑,原定的一次性的经济对策只好每年都实施。90年代里,经济对策包括补充预算在内成了每年例行的内容。
在凯恩斯的经济对策不能取得效果的情况下,放松管制和供给改革等经济复兴政策就受到了许多人的重视和注意。这些人认为,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不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而是在于供给过剩。不必要的管制导致了低效率,企业的结构调整的不彻底使得供给过剩仍然存在,这些才是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政府依照这种看法也推行了放松管制的改革,1999年实施了企业再生法,力图促使企业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不过在理论上,供给改革 (至少在短期里)能否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却一直没有一个令人非常信服的解释。
总之,累计增加的政府债务使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难以持续下去,实施供给改革和企业的结构调整能不能恢复民间的需求又不是很明确。日本经济在这种看不到出口的状态下走完了20世纪90年代,这10年被称为“失去的10年”。
三、为什么90年代的经济政策迟迟没有奏效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实施了凯恩斯经济政策,日本经济也没有从低迷状态中解脱出来。就其原因,从凯恩斯经济学的立场出发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是财政政策力度不够,第二是公共事业的低效率,第三是流动性陷阱。
财政政策力度不够的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采取的经济政策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强度上不够,如果实施了力度更大的财政政策的话,日本经济就会从不景气中站立起来。根据凯恩斯经济学,财政支出不仅会提高政府的购买,而且也会通过乘数效果提高民间消费,所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乘数效果扩大总需求,增加GDP及其增长率。再有,财政扩张的规模越大,GDP及其增长率增加的幅度通常也就越大。但不能由此得出财政扩张规模大的话,日本经济就会从不景气中解脱出来的结论。这是因为虽然可以得到很大的财政政策效果,但并不保证其效果具有持续性,也就是说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是短期的。凯恩斯经济学以短期的经济波动为研究内容,并不研究总需求低迷的原因。所以,如果是结构性的原因造成总需求低迷的话,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仅具有填补供需缺口的暂时效果,一旦财政支出中断后总需求就会再次变得低迷。
公共事业低效率的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支出都投入到了低效率的旧式公共事业中去了,所以效果差,如果投入到效率好的信息技术等部门的话经济低迷就不会一直拖到现在。显然这种观点缺乏说服力。
流动性陷阱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保罗·克鲁格曼,他认为90年代日本经济的供需均衡时的实际利率为负值,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供需缺口不能用以前的金融政策来改正,因为利用金融政策是不可能把利率降低到零以下的。在利率保持在负值的情况下,即使实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只要财政支出效果一旦淡化,供需缺口就会再次出现。对此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对策是“通货膨胀调整论”,即通过政策手段抬高通货膨胀率,使得实际利率变为负值就可以消除供需缺口。
对于保罗·克鲁格曼的看法也有许多的异议,在此只想指出“通货膨胀调整论”是以日本经济会缩小下去的结论为前提的,至于什么原因使日本经济缩小并没有给出解释。如果能把缩小的原因找到并进行修复的话,那就不用调整通货膨胀就可以消除供需缺口。
90年代供给改革论也得到许多人和政府的提倡,供给改革论有两种主要类型,首先是90年代中期的“放松管制论”,再有就是金融危机平静后迅速扩大的“企业结构调整论”。前者是针对残留的过时的规章制度使得日本经济失去活力的问题,后者是针对日本企业的低收益率问题,认为日本企业有必要调整多余的雇佣和过剩的设备。它们认为提高日本经济的活力或者提高日本企业的竞争能力是恢复经济的关键所在。90年代日本实行凯恩斯经济政策支撑不景气的经济,可是经济却一直没有恢复,而在这个时期美国经济表现出持续的强劲的增长,这使得供给改革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日美之间经济结构的不同导致两国的经济表现的不同。当不景气的原因不是景气循环而是结构上的原因时,分析问题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就不一样了,凯恩斯经济学不能用来分析这样的结构问题,此时经常使用的是描述单个企业行为的微观经济理论或是由此延伸出的新古典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
“放松管制论”和“企业结构调整论”等许多供给改革论并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供给改革可以扩大需求。但是,在需求持续收缩的时候企业提高效率的话,很可能出现宏观上的失业率增加,设备投资减少,总需求进一步收缩的情况(凯恩斯的合成谬误)。对此供给改革论虽有反论,但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也没有做出很好的解释。
“放松管制论”和“企业结构调整论”作为短期的经济波动的对策并不是有效的,它们更注重提高长期的日本经济生产率和潜在的增长率。再有,如果通过企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日本企业的收益率达到美国企业水平的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就会稳定多了。供给改革的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一部分人所期待的短期内的经济景气效果,应该是长期的经济效果。
凯恩斯经济学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设备投资和消费。结构改革重视日本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主张削减过剩的雇佣和资本存量,其结果造成设备投资和消费的减少。两者都有各自的缺陷。凯恩斯经济政策在需求不足是由结构原因产生的情况下不能给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而结构改革论又不是以解决供需缺口问题为直接目标的,能否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还不是很明确。
为了两者的目标同时成立,即依据凯恩斯经济政策扩大设备投资的同时结构改革论者所希望的资本的效率也得到提高的话,就有必要对现存的资本存量进行调整。这里所说的调整有两种含义,一是物质资本的调整;二是资产负债表账面上的调整。前者是通过抑制设备投资或废弃现存的设备来实现实际资本存量的减少,与此相反,后者则是对过大评估的现存资本存量进行重新评估(减价),使得它们和其资本收益率相符。前者虽然可以提高资本收益率但是通过合成谬误使需求进一步地缩小,后者在资产负债表上调整资本存量既可以提高资本的效率,也可以吸收新的设备投资,同时实现凯恩斯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论的目标。
四、呆坏账处理的滞后及其后果
现实经济中企业或家庭这些经济主体必须以所拥有的土地等资产为抵押,而且不能借人资产价值以上的资金,这就是信用约束。在有信用约束时,用来担保的资产价格一旦下降,可以借入的资金量就会减少,也就是产生信用收缩现象,严重时产生信用收缩循环。同前面一样,一些好的投资项目由于资产价格下跌得不到足够的资金而不能进行,使得整个社会的福利受到损失,但这也同样是防止道德风险时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
这样,在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即泡沫经济崩溃时,总需求通过两条途径收缩。首先,由于泡沫的崩溃产生呆坏账,对呆坏账的债务者的惩罚变得更加严格,作为债务人的企业也无法继续生产活动和进行新的投资,整个经济的投资急速减少,结果总需求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泡沫的破灭,资产价格下落,同下落的幅度相对应,信用约束被强化。其结果,家庭和企业可以得到的资金量减少,整个经济的消费和投资受到抑制,总需求减少。总需求一旦减少,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跌。这是因为,如果经济的总需求收缩,将来从其资产得到的收益的总和也会减少,资产价格就会下降到同其收益相适应的水平。
为了消除信用收缩带来的不良影响,有两种方案:一是从市场中消去信息不完全性,即实现新古典学派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二是通过政策手段除去造成需求收缩的呆坏账,即通过政策进行“债权放弃”和“债权的股份化”等债务的结构调整。前者作为政策来讲是非常不现实的。而后者那样的政策介入又不是通常的经济学所支持的。这是因为,如果从政策上消除呆坏账,某种程度意味着免除了对呆坏账的惩罚,这样就会增加道德风险,使得银行减少贷款,经济进一步收缩。因此,通常的经济学认为不应该采取直接消除呆坏账那样的政策,而应该采取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来支撑需求,等候由当事者之间的交涉来解决呆账坏账问题。
以上是按通常的经济理论来理解的呆坏账的产生和处理时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应该采取的对策。如果我们把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低迷看做是处理呆坏账时信用收缩造成的话,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迷后呆坏账的处理应该有很大的进展才对。可现实却是,90年代实施的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没能使日本经济得到持续的恢复,民间的呆坏账问题也迟迟没能得到处理。呆坏账问题迟迟得不到处理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投资者或银行不能完全把握作为债务者(企业)的行为,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设定了两条规定,一是提供贷款时(事前)的信用制约,二是返还贷款时(事后)对产生呆坏账的债务者的惩罚。第一条作为事前的约定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保证,而第二条属于投资家和银行的事后判断,执行与否取决于关系人之间的种种关系,很有可能得不到遵守,这里存在着很大的陷阱。
在90年代的日本经济中,由于种种原因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处理呆坏账上迟迟没有进展,严重滞后,结果使得许多资不抵债的企业残存下来。根据日本大藏省的有关法人的统计资料可以发现,不动产业的资产总额去除负债总额后得到的自我资本额在 1997年是负值,也就是说日本的整个不动产业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造成呆坏账处理滞后的原因有经济方面的、制度方面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以及组织结构方面的因素。
呆坏账处理的滞后主要给经济带来三方面的危害,第一是组织的破坏,第二是过度的安全意识的蔓延,第三是通过Knight的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原理抑制了消费和投资。
由于呆坏账处理的滞后,资不抵债的企业何时破产非常不确定,结果构筑企业间分工网络所必需的相互信赖关系受到损害,分工网络被破坏。这就是所谓的组织破坏。一旦整个经济陷人这样的状态时要想从中拔出来是很难的。90年代的日本经济由于呆坏账处理的滞后产生了组织破坏现象,企业间相互不信任使得分工网络被分割,整个经济自组织化程度降低,生产效率也降低了,这又使得日本经济潜在的增长率下降。
在90年代里,尽管呆坏账的处理滞后,但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和事业的失败直接导致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增高。由于日本企业回避破产的意识本来就很高,这样事业的风险直接成为破产风险的结果使得企业过度回避风险的倾向被加强。再有,日本企业在运用金融手段来分散事业风险的方面相对来讲要落后些。结果,企业有意识地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事业尽可能地回避高风险高回报的事业。这使得经济的总需求进一步减少。
此外由于呆坏账处理的滞后使得人们对未来经济的看法更加不确定,日本经济处于Knight不确定性的状态下。此时,理性的家庭和企业往往按发生最坏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企业和家庭所设想的最坏情况就是破产,这使得整个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大幅度地下跌。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人们不信任公布的企业财会(资产负债)状况,也就是说投资者和国民在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时处于Knight不确定性的状态下。这也是设备投资和消费停滞的重要原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呆坏账和处理滞后看做是产生供需缺口的主要的结构原因。
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也能顺利地处理呆坏账,一方面,通过在司法上追究经营者的责任并使财会制度和标准严格化等措施杜绝呆坏账处理滞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处理呆坏账时产生急速的信用收缩现象,有必要从财政政策的观点积极地运用公共资金。具体是指,向金融机构注人公共资金时不仅仅要从以前的稳定金融中介机能的角度,而且也应该从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的观点来实施。再有,盘活呆坏账的债权和激活呆坏账的市场也是促进呆坏账处理的有效手段。
五、结束语:影响日本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p#分页标题#e#
日本经济的低迷长达10年之久,这主要是由于结构问题造成的,不能用经济波动来解释。今后,日本经济面临三个主要的结构变化。
首先是亚洲诸国的工业化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亚洲诸国开始了急速的工业化过程。在那些所谓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追赶日本时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当人口几乎是日本10倍的中国发展起来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属于大规模生产的制造业领域,日本要想维持以前的产业结构是很难的。在现代世界经济的框架下,国际分工是不会停止的,日本除了改革产业结构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这一领域中许多产业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主导行业的核心。同美国相比,日本在这一领域处于落后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比如日本计算机行业同美国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美国,与计算机相关联的企业至少其出发点是风险企业,而在日本支撑计算机行业的都是些传统的大企业。在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许多风险企业是日本经济的特征造成的。改革这一状况是经济改革的一大要点。
第三是人口老年化。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约为16%,据推测2025年时这一比例将达到27.4%。人口结构的老年化会给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极大影响。首先,消费者年龄的变化引起需求结构的变化,这对所有的行业会产生根本的影响。其次,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宏观经济也会产生影响,比如劳动人口的减少引起劳动力的不足以及雇用条件和雇佣观念的变化,再比如老年化对社会保障产生影响从而成为今后日本财政最大的问题。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