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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复苏的兆头，实际GDP增长率达到1.2％，其中第三、四季度分别达到1.0％和1.7％。2003年度出口和生产又开始逐渐增加，企业收益逐步改善，设备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出现缓慢但持续回升的势头。全年实现了3.2％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同期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增长率。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4年头三个季度日本GDP增长率分别达到4.3％、3.0％和2.6％。从2002年第三季度算起，这次景气复苏已持续了九个季度，日本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

 
一、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特点

 
(一)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复苏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复苏，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复苏。这次复苏与前两次有较大的不同。1995年开始的第一次复苏，主要是依靠政府采取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投资促进经济景气。1999年开始的第二次复苏，则是由信息通信产业和网络经济泡沫促成。前两次经济复苏的主要特点是被动、短期和局部的经济刺激效应，均因经济政策失误和信息通信及网络企业股票泡沫破灭而夭折。相比之下，此次经济复苏体现出不同特点。日本内阁府在2003年《经济财政白皮书》中指出：“开始于2002年初的这次经济恢复的契机是由出口增长带动国内生产。”即由出口启动，通过引致效应，带动国内生产部门，促进内需增加，进而推动日本经济走向自律性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产业组织结构高度集中，对出口波及效应比较敏感，出口景气很容易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恢复。在生产部门，出口增长刺激生产，促进设备投资的增加；在消费部门，由于出口增长引致的企业效益改善，使失业出现下降趋势，个体收入增加，虽然存在通货紧缩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个人消费信心回升。在产业体系内，制造业景气效果逐渐向非制造业传递，金融、通讯、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在泡沫经济后也首次出现恢复性增长。事实上，以外需为主导、出口为媒介的经济复苏实现了日本经济改革难以实现的目标。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于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大量增加，使日本经济在投资、生产、消费、信贷等基础环节形成恶性循环，彼此相互制约，导致经济无法健康运行。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各届内阁都希望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和处理不良债权，改善经济的基础环节，复苏整条经济链。但由于各种矛盾积累过深，改革的负面影响较大，经济复苏的内在动力不足。2002年以后，在以外需为主导的出口率先恢复以后，由外向内突破了经济的恶性循环链，为经济的自律性增长提供了一个平台。正如小泉首相所说，在公共投资减少的情况下，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兆头。

 
(二)对中国出口快速增长

 
　　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诸多因素中，贡献最大最直接的是出口和民间两方面的投资。而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又是相互关联的，推动民间投资增长的是需求，而需求扩大则主要来自于出口增长的推动。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因激烈的贸易摩擦，日本与美欧各国的贸易一直处于萎缩状态，新世纪初又出现了连年减少的局面(参见表1)。2000—2003年，日本对美出口额由1429亿美元下降到1154亿美元，对欧盟出口额则由1504亿美元下降到1228亿美元。日美、日欧贸易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则分别下降了7.3个百分点和15.4个百分点。日本对亚洲“四小”及东盟四国的出口额虽也呈减少的趋势，但其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基本处于平稳状态，变化幅度在1.0％以内。相比之下，同期日本对中国出口额由304亿美元上升为572亿美元，所占比重也由6.3％提高到13.0％，提高幅度达到6.7个百分点。2003年，日本出口贸易创下新高，比上年增长54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出口比2002年下降30.38亿美元，而对中国出口则增加173.53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出口增加额的32％是由中国所提供的。

 
    在2004年的11个月中，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为668亿美元，在日本对各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增长比例中也是最大的，达到31％。因此，在以外需主导为原动力的日本经济复苏中，中日贸易无疑具有无法比拟和难以替代的作用。

 
二、中日贸易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原因

 
(一)中国经济的牵引力

 
　　中日双边贸易近年来稳步扩张，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势推动。

 
　　第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了中国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和对外贸易的飞跃发展。近年来，中日贸易发展，尤其是日本对华出口增长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明显具有正相关性。而日本对华出口急剧扩大对日本经济的增长作用，则直接反映在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的变化上。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计算，日本经济对华依存度已由1990年的0.2％提高到2002年的1％，2003年又达到1.5％。

 
　　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复苏的牵引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钢铁、建筑机械、原材料及海上运输的急需，形成了典型的“中国特需”。日本机械出口(包括一般机械、电动机械、运输机械)在2003年同比增加30.5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出口上升就达到18.262亿美元，占总增加额的60％。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更体现在电子产品、精密机床乃至服务等领域。以液品电视为代表数字电子产品更是出现爆炸性增长，日本家用电器2003年的出口增加几乎全部来自对中国出口的增长。此外，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化工产品也分别增长21％和33％。

 
　　第二，加人世贸组织对中国市场开放的作用开始显现。在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各项承诺、加速开放国内市场的过程中，通过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保护等措施，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为国际资本和外资企业的对华投资与出口创造了更加规范的政策环境与便捷条件。这对中日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扩大日本对华出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换言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开放的扩大，与中国地缘邻近、经贸关系密切的日本，就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获利最大的国家。

　　第三，中日贸易互补性的促进作用。中日两国贸易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征，以2003年为例，在双边贸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中，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是纺织品、食品、矿产品、贱金属等，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光学设备、医疗仪器以及塑料、橡胶制品等。另外，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扩大了对日本电子产品、产业机械和汽车相关产品等高端产品的旺盛需求，中日贸易不存在日美贸易那样的高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激烈的贸易摩擦。也就是说，由于两国发展水平不同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中日贸易以行业间贸易为主，互补性强于竞争性。

 
(二)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

 
　　中日贸易能够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推动力，除中日两国经济存在的内在因素外，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在日元大幅升值的形势下，日本国内已逐渐认识到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日本“赶超后”经济的最终模式选择。但是，由于找不到新的主导产业，难以形成新的投资和消费热点，日本经济依然难以摆脱外需拉动的发展模式。因此，尽管日本的贸易重心、出口结构及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但经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依然较大。

 
　　从日本出口贸易总额的地区比例来看，日美、日欧的贸易总额合计曾长期占日本出口贸易总额的50％以上。但是，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02年以来市场需求低迷，经济增长趋缓，日美、日欧贸易不升反降。更为重要的是，日美、日欧贸易的水平分工明显，贸易内容长期以电子机械、消费耐用品和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等产品为主，日本企业在这些领域很难进一步扩大对美欧的出口。因此，日美、日欧贸易的发展缺少进一步拉动日本国内需求的新亮点。

　　从东亚的情况看，尽管日本贸易重心开始东移，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02年前，日本对“四小”和东盟四国的出口也呈连年下降的趋势，2003年虽然止跌转升，但增长幅度并不大，在日本出口对象国(地区)中的地位也没有什么提高。这样，无论从贸易内容还是出口比重上看，亚洲“四小”和东盟四国在此次日本经济复苏的“出口一投资”循环链中的作用都不大，贡献也都有限。所以，世界经济环境的潜在影响，也是使中日贸易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原动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说，在日本经济复苏的条件背景下，中日贸易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中日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日本经济复苏的牵引力是外需，而在这次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中国出口迅速扩大无疑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中日贸易快速发展为代表的“中国特需论”也因此应运而生。有人认为中国是日本经济复苏的发动机，甚至到了“中国打喷嚏日本就感冒”的程度。由此可见，中日贸易尤其是中国经济已经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中日贸易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表象多于实质。在中日贸易中，无论是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贸易内容还是贸易权重都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日本只是抓住了有利的时机，搭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通过两国间贸易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目前中日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如下几方面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中日贸易垂直分工的基础并未改变

　　虽然中日贸易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日本经济复苏的促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间的贸易互补，但这种关系的本质依然是以垂直分工为主要特征的较低层次上的水平分工。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从日本进口高科技产品，向日本出口低技术产品；日本则从中国进口低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据日方统计，2003年日本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金额是：电动机械4512亿日元，占全部出口商品的25.3％，同比增长16.4％；一般机械(办公设备、金属加工机械、建筑、矿用机械)4219亿日元，占23.7％，同比增长33.4％；化工产品2284亿日元，占12.8％，同比增长18.7％；金属及金属制品(钢铁、有色金属)1764亿日元，占9.9％，同比增长28.7％；精密机器922亿日元，占5.2％，同比增长46.4％。虽然中日贸易总额还在不断攀升，但两国国际分工不对等的状况也在进一步加剧。就是说，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

　　目前，中日贸易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使中国既扩大了低端产品的供给，又扩大了对高端产品的需求(即所谓的中国特需)，而这种供需关系的存在，必然使高端产品的价格上升和低端产品的价格下降，最终使中国不得不承担自身贸易条件恶化的风险。因此可以说，虽然表象上日本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越来越大，但还不能说是中日贸易取得了实质的发展。中日贸易表现出明显的“现代的”垂直分工关系，并以日本获得主要贸易利益为特点。

 
(二)日资企业对中日贸易的主导和垄断

　　中日贸易之所以在近年来发展迅速，除了低端和高端两级产品的互补进出口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资企业主导和垄断了中日贸易。由于日资企业主导和垄断中日贸易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扩大所引致的，因此中日贸易又具有明显的“投资主导型”特征。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对中日贸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华直接投资促使日本企业的主要生产和经营基地迅速向中国转移，进而带动了相关机械和零部件的对华出口，产生了“诱发出口效果”；其二，由于日本企业生产基地和经营场所的转移，使日本国内生产生活必需的大量产品也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逆进口效果”。

 
　　日本扩大汽车、家电、机械制造等领域的对华直接投资，一方面带动了日本机电设备、零部件产品对华出口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在华日资企业生产的低制造成本的产品、零部件的对日出口也大幅增加，成为日本企业获利的重要手段。在投资的带动下，中日两国汽车零部件、半导体零部件、办公机械、音响器械、钢铁及金属制品的贸易增长显著。因此，日本企业通过中国这个生产基地，在节约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了对华贸易，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因此，中日贸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逆效果”的作用，主导权或主动性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中日贸易的一半以上是通过在华日资企业进行的。

 
　　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开始好转，尤其是日本企业通过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建厂后，日本国内对高端技术外流表现出了很大的担心。由于日资企业掌握着中日贸易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近期便出现了所谓的“投资高端回流”现象。据统计，2004年上半年，日本民间企业的国内投资大幅上升，电子、信息和机电行业的九家大型跨国公司投资计划比上年提高11.9％，其中63％是国内投资，重点就是超薄电视和数码家电等高端技术产品。

　　日本企业主导和垄断中日贸易，虽然迅速扩大了中日贸易的发展并一时拉动了日本经济复苏，但却给中国国内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使中国在对日贸易上处在被动、弱势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稳定，从长期看，终将对中日贸易的持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三)中日贸易与美日贸易的差距

　　2003年，日本对美、对华贸易各为1740亿美元和1324亿美元，分别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0％和15.5％。如果单从数字的变化上看，的确存在着日本贸易东移，以中日贸易迅速发展为标志，快速达到“二极平衡”的趋势。但是，对日本企业而言，中国目前还仅仅是一个以出口为主的生产基地，而不能将其称为与美国相抗衡的终端产品市场。

 
　　就中日贸易而言，日本对中国出口约40％属于加工贸易，即在中国再加工和生产以后，又向海外出口，这类产品以机械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为代表，而真正在中国当地销售的产品只有日本对华出口额的一半左右。相比之下，日本在美国当地销售的商品总额则接近了对美国出口的百分之百。因此，对于从事海外生产的日本企业而言，美国恰好是终端市场，中国则更像是一个生产基地。

 
　　由于终端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日本不仅向美国出口优质价廉的商品，而且在当地生产方面也转移了最先进的技术。虽然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在日本对外贸易额中所占比重也不断下降，但日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中日贸易则不同于美日贸易，它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国迅速成为日本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生产基地的背景下实现的，中日贸易的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加工贸易模式。由于中日贸易所表现出的中国生产基地化，日本跨国公司便以中国市场作为自己的一个生产车间和分工厂，在“总公司”和“子公司”之间进行大量的企业内贸易，进行以加工组装为主要内容的当地生产。虽然中日贸易额不断上升，但从贸易内容的实质来看，垂直分工仍很明显，而且高新技术转移也相对欠缺。中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产业链短、产业关联度小、波及效果差、经济效益低”等现象，与这种贸易结构不无关联。可见，对中国来说，中日贸易虽然也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其贸易扩大的经济效果却并不十分可观。而对日本而言，中日贸易并未全面扩大其对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生产销售规模，而只是满足了日本企业扩大在华当地生产和出口的需要。这种局面反映出当前中日贸易高数量、低质量、高额度、低权重的特点。总之，无论从贸易内容方面看，还是从贸易模式方面看，当前中日贸易的水平和影响还都无法与美日贸易相提并论。#p#分页标题#e#

 
　　虽然从2002年底开始的日本经济复苏，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复苏，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日本经济能实现经济的稳步恢复，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日本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改革、政府的政策呵护以及以“数码景气”为代表的国内投资、消费扩大等内需因素的好转。日本政府近期发表的《经济财政白皮书》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出口增长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初动力，但随着对平面电视、数码家用电器等新的增值产品需求的增长，近来国内消费也加速增长，由于这些产品在日本国内生产，因此需求增长促进了企业资本投资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清楚，中日贸易虽然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作用显著，但还不能说这种双边贸易关系是日本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其影响力还非常有限。而如何利用日本经济复苏的契机，在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中日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所在。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