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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管山羊之父——生物技术学家旭日干》编导手记

    在旭日干的初中毕业纪念册上，一位同学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祝你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旭日干经历了祝福变成预言的奇迹。

    1940年，旭日干出生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父亲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给他人放牧勉强维持生计。在日伪统治期间，父亲曾三次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累成一副骨架。旭日干的兄弟姐妹众多，家里的微薄收入甚至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有一套完整的衣服。小时候，旭日干经常赤身裸体，嬉闹在科尔沁草原上。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了内蒙。一天，旭日干和其它人挤在一起，看着一辆辆坦克在身边经过。坦克中一位红军女战士见到了这个赤身的孩子，心生怜悯。便停止前进，将一块红布披在了旭日干的身上。旭日干欣喜万分，立即跑回家去，母亲用这块布给他做了一条裤子，这是旭日干记忆中的第一件可以遮身的服装。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也有自己的牛羊，这种完全依靠人力的生存方式由来已久，却始终没有改变。草原上的景色很美，动植物种类很多。大自然的一切吸引着年幼的旭日干，他似乎借此来忘记烦恼，沉浸于自己假象的空间。“兴趣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展成探索。”旭日干如是说。

    1952年，父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旭日干没有了学费来源，全靠助学金得以继续学业。因此，他格外珍惜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在学业之外，他要种地、放牧，还要帮母亲做针线活。“我的针线活可能连很多女同志都赶不上。”旭日干有些自豪。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旭日干逐渐形成了思考问题的方式：“我总觉得有希望，能够成功。在失败与痛苦中探索，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初中时，旭日干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提问次数之多几乎到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程度。他尤其喜欢上人体解剖学课程，他直称讲授这门课程的老师甚至具备了大学教授的水平。

    对于自己的将来，那时的旭日干还很迷茫。毕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是首要问题，其余的还很遥远。直到1965年，旭日干大学毕业，他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当一名科学家。这与那位初中同学的留言不谋而合。

    1965年，刚毕业的旭日干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农牧科学院，旭日干很庆幸，毕竟他可以走上科学的道路了。文革后期的1972年，旭日干回到了内蒙古大学，开始在生物系任教，教授动物生殖学和胚胎学。除此之外，还教授生物系学生必须掌握的照相技能。1974年，生物系的一些老教授打算开始家畜胚胎移植的研究，这是国内最早进行此项研究的单位之一。但内大的经费却并不足以支持这项研究的顺利进行，旭日干等人靠借来的钱维持着他们的事业。为了省钱，他们经常赶车、骑马往返于30华里之间，观察以及实验。对于小时候经常做农活的旭日干来说，这两种交通方式，已是轻车熟路。在近8年的研究中，旭日干将胚胎移植这项技术操作得炉火纯青，有些牧民也从旭日干等人的科研成果中获益，但这项技术的应用并没有形成规模。当时中国的条件也不可能将胚胎移植技术与牲畜体外受精结合起来开发应用。同时，旭日干也深深地体会到了他们科研的瓶颈：资料短缺、知识匮乏、信心不足。

    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内蒙古政府打算从各高校选择20位优秀教师，送往日本留学。报名人员将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日语培训，并通过最后的日语考试选拔出前20名。旭日干的勤奋与毅力帮了他的大忙。他也将其归结到另一个原因：蒙古语和日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因此在语法上，蒙族人很占便宜，所以学起日语来要比汉族人快得多。

    对日本的印象，旭日干十分模糊。日军撤出内蒙时，旭日干仅5岁。之后，一系列的革命电影将日本人描绘成一群凶狠、丑陋的恶棍，这种平面化的人物塑造也影响着旭日干，成为他对日本人认识的惟一来源。但来到日本后，旭日干却见识到了与此前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日本人。他们友好、亲切，并带领内蒙留学生们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日本游。而更令旭日干吃惊的是日本的发达程度，这是他梦中都不曾想到过的情景。他形容道：“科学真是武装到牙齿中去了。”而旭日干此时的心态，正如一句蒙族人的谚语所形容的：渴了的老牛碰到了河水。在山内亮教授的引荐下，旭日干来到了位于日本科学城筑波的花田章教授的研究室学习，这里的实验条件是世界一流的。旭日干打算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给自己的两年学业定了两种目标，最低目标是尽量多学知识，回国自己干。最高目标是研究出科研成果。虽然在国内时，旭日干也曾了解到体外受精技术，但仅限于理论，并非实践。而指导教师花田章对于中国学生并不了解。在他的印象中，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而中国的内蒙地区似乎更加落后，对于旭日干是否是协助他做体外受精研究的合适人选，花田章不敢保证。然而，旭日干熟练的胚胎移植技能打动了花田章，让他有了一些信心。毕竟胚胎移植是体外受精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旭日干的敏捷身手证明了他对于这一研究还是有过一些了解的。毕竟，旭日干已经从事了近十年的胚胎移植。

    日本人有他们独特的工作方式，工作前的15分钟是早茶时间，同事之间相互交谈，花田章安排一天的工作任务。中午的午餐、下午的咖啡都是休息时间。旭日干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联系尚不熟练的日语口语。在工作时间，日本人的效率很高，“严谨、认真”是旭日干对他们的评价。在实验过程中，花田章的要求十分严格，比如在洗涮器具时要用无离子水反复冲洗；甚至对如何放置实验仪器，都有明确的要求；而实验结果更要计算到小数点后四位。旭日干对自己的要求并没有止于上述几点，他暗自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延长工作时间来拟补留学时间的短暂。有时看到旭日干在显微镜下连续观察数个小时，花田章多次劝他休息，并亲自为他倒上几杯饮料。旭日干的勤奋和毅力也使山内亮教授感动，每周他都会从东京来到筑波，和旭日干见上一面，并请他吃饭或带来购物卡。旭日干十分感激两位老师，至今仍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4年，旭日干在完全体外受精的条件下，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试管山羊。并成功完成了绵羊和牛的精子获能实验。山内亮和花田章教授十分高兴。旭日干也因此获得了日本兽医畜产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次的出国留学计划中，原本没有授予学位这一计划，因为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条件十分严格：必须是讲师以上职称，并取得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但旭日干是个例外，他的条件完全符合。花田章对旭日干说：“聪明和勤奋是你取得研究成果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一年前，花田章曾对旭日干说道：“听了别人的话后，我一直以为内蒙古还处在成吉思汗时代的状况。”也许，旭日干的成就改变了花田章对于内蒙地区的看法。山内亮教授对于旭日干的评语是：‘试管山羊是一项划时代的成果，它在不久的将来将发挥重要作用。旭日干显然成为了一位杰出的、高水平的科学家。’

    回国后，旭日干在日本工作的基础上，完善实验环节，成功培育出中国第一批“试管绵羊”和“试管牛”。之后，他开始致力于中国畜牧业的产业化。中国自古没有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完全是靠天养畜。50、60年代，现代畜牧业起步时，又深受苏联粗放型农业的制约，以致于产业化进程缓慢。真正的产业化是什么样子呢？旭日干说：“以现代技术为支撑，培育、加工、经营等一系列都要形成产业。那时，农场中培育的都是良种牛，并且批量加工，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分割方法，也有不同的价格，出场时的标签还要注明种类、饲养场、喂养饲料名称、加工厂以及培育、分割方式等等。这样，买家可以依据这些详细信息按需购买。目前，中国没有加入国际肉产品公约组织，也就是意味没有检疫标志，也没有防疫体系，这些因素都制约着我国肉牛产品的质量，以致于肉产品根本无法出口。“如果加工、经营方式不改变，体制不改革，技术不能推广，那就很难达到畜牧业的现代化。”旭日干说。

    当了十四年校长后（旭日干说：可能是中国任期最长的校长）的旭日干原本打算以院士的身份回到实验室专心研究工作，可没想到又成为了工程院副院长。“这仍然是一个学术机构，副院长的工作比较宏观，我的主要工作是总体规划以及评选院士，每月我还要回内大一次，指导我的研究生。至于我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有三点：有准备、机遇和勤奋。”旭日干如是说。

    当我们的采访接近尾声时，旭日干的秘书进屋汇报工作。待他走后，旭日干对我说：“我的这个秘书很好，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学计算机的，不是我的学生。但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尊重我。”

责任编辑：蓝飞